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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前期的策問與對策初探
摘要:策問與對策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考試方法確立于西漢前期。漢文帝時期兩次詔舉賢良是策試制度化的開始。漢武帝建元元年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出現了董仲舒的三次對策。漢武帝元光元年的策問，出現了公孫弘的對策。西漢前期是古代策試制度化的重要時期，它確實選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對中華文化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西漢;策問;對策
“策問”是古代以策試士時由主考一方出題發(fā)問，其中由皇帝親自發(fā)問或者代表皇帝發(fā)問的稱為“制策”，由各級主考的政府部門發(fā)問的稱為“試策”。士子的回答則稱為對策。
一、漢文帝時期的策問與對策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論述道:“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1]，這里的應詔而陳政，即是針對統(tǒng)治者關于時政的策問給以準確的回答。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考試方法，它確立于西漢前期。
據《漢書·文帝紀》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發(fā)生了日食，文帝以為這是上天對自己的施政有過給以警戒，所謂“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因此下詔令臣民上言自己的過失，同時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漢文帝再次下詔，要求“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2]關于文帝策問的具體內容，《漢書》記載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zhí)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zhí)事。嗚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分析這篇策問我們可以看出五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對古代統(tǒng)治者的推崇與效仿;二是對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對自己進行解剖與評價;四是講自己征舉賢良及直言極諫者的目的，“將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對策的問題作出說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要求賢良們認真對待，作出答策。
從策試的視角來看，文帝二年和十五年的兩次詔舉賢良，第一次的目的是要糾正自己施政的過失，考試的性質還不十分明顯;第二次策問則明確提出皇帝要親自進行策試的具體內涵，并且要采納賢良們的建策，這可以看做策試制度化的開始。而從被舉薦的賢良方正之對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對于時政和治國方略確是深有見地。
如這次的詔舉賢良文學士，晁錯獲得了第一，他在對策文中按照皇帝策問的內容層次，一一作出答策:首先是自謙;接著對“詔策曰‘明于國家大體’”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對“詔策曰‘通于人事終始’”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對“詔策曰‘直言極諫’”作出回答，他以五霸為例講了春秋五個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到直言極諫的“方正之士”的輔佐，能夠“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稱為“賢主”;再接下去是對“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產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的狀況，又以漢文帝即位以來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的諸多惠政作為對比，稱贊這些是“上世之所難及”、“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最后，他對“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作出回答，認為“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漢文帝資材不亞于五帝，然君臨天下十六年來，“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之所以如此，“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他希望漢文帝能夠親身治理朝政，以實現天下之治[3]。
二、漢武帝時期的策問與對策
漢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十月下詔，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這次的詔舉賢良是否進行了策試，史無明文，但是丞相衛(wèi)綰借此機會提議“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漢武帝的批準。不過，此時的西漢王朝是竇太后掌握實權，“太后好黃老之言”[4]，推崇儒術的魏其侯、武安侯以及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或貶或死，想來策試也很難順利進行。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時竇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開始獨立行政，《漢書》載武帝乃再次“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fā)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乎，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yè)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于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5]161這是漢武帝的策問文，它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推崇歷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之治;二是要求士子們對現實的政治狀況提出建策，怎樣做才能夠“章先帝之洪業(yè)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要求賢良們“著之于篇，朕親覽焉”[5]161。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史料的最后說:“于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似乎董仲舒和公孫弘是在同一次對策中脫穎而出的，但考察一下二人的傳記，我們發(fā)現不是這么回事。
考《漢書·董仲舒?zhèn)鳌份d:“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后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傳中載有武帝的策問文，“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tǒng)，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涂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后王而后止，豈其所持操或�？姸浣y(tǒng)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與?嗚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業(yè)，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于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zhí)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比較一下《武帝本紀》所載的策問文與《董仲舒?zhèn)鳌匪d的策問文，我們可以看出明顯的不同。分析《董仲舒?zhèn)鳌匪d的策問文，武帝首先談到自己肩上的擔子是“任大而守重”，他夙夜不寧、殫精竭慮猶恐有缺，所以要廣延豪俊賢良之士，“垂聽而問”，“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其次，他對歷史進行了回顧，推崇五帝三王之道，對大道微缺、王道大壞、很多人想要恢復先王之法而不能，發(fā)出疑問，“豈其所持操或�？姸浣y(tǒng)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與?”還是他們所為屑屑無補于世呢?他明確地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他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再次，他說明了自己所要達到的目標，“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怎么做才能實現“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呢?最后，他希望這些通曉先圣之業(yè)的豪俊賢良“明以諭朕”，條分縷析，“取之于術，慎其所出”，即使與當今的執(zhí)政者有關的事情，也可以直言無諱，不必擔心后患，因為對策文“興于朕躬”，是由皇帝自己開啟審閱的，所以他要求“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
對于漢武帝的策問，董仲舒作出了對策，他的對策可以分為如下幾個層面:第一，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應”學說。董仲舒總結了春秋時期的歷史，對天人關系進行了解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他認為天心都是愛護人君的，除了那些太無道的君主，“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這里的“強勉”就是努力實踐的意思，“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這里的“學問”和“道”是他特別提出的兩點。
第二，他對漢武帝提出的疑問進行了回答，重點解釋了“五帝三王之道”。“道”是什么?是實現“治世”的路徑，而仁義禮樂就是踐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故去了，其子孫之所以能夠“長久安寧數百歲”，是禮樂教化深入民心之故。后世的君主之所以“政亂國危者甚眾”，乃是由于所任非其人、所由非其道，他指出“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而宣王能“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周道粲然復興”，這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治亂廢興不在天命，而在于當世君主自己，乃“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tǒng)也”。
他對“天命”的解釋是“皆積善累德之效也”，而災禍的產生則是由于繼世之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致使“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這就是說現實社會中的災禍都是由于君主失德、失政所造成的，皆是人禍。他對“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進行了解說，“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這些本就不能純粹、一致，在于統(tǒng)治者的陶冶而成，孔子所說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就是這個道理，所以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天是“任德不任刑”的，“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統(tǒng)治者應該“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zhí)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第三，他提出了對現實政治有極大價值的“正本”、“教化”和“更化”的建策。關于正本，他提出“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實現王道之終。關于教化，他提出萬民之從利猶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就不能止，君主要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具體做法就是“立大(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浸潤砥礪，“節(jié)民以禮”，就能做到“教化行而習俗美”。關于更化，他指出自西周末年到秦朝滅亡的天下大亂，“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所謂“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當此風習敗壞之際，“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因此必須實行更化。針對漢武帝所問的“何脩何飭”，他提出“仁、誼(義)、禮、知、信五常之道”乃是王者所當脩飭”。
董仲舒的對策奏上以后，漢武帝看后非常感興趣，于是又進行了第二次策問:“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于巖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zhí)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嗚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yè)，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余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于文系而不得騁(歟)[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漢武帝的這段策問也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仍是對五帝三王以至秦的歷史進行比較，提出的問題是:虞舜以無為而致天下太平，周文王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也實現了天下之治，但兩個人的治理方法為什么不同呢?為什么勞逸的差別這么大呢?特別是西周王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這不是節(jié)儉，但卻得到后世的稱頌，這“帝王之道豈異指哉?”;第二個層面是漢武帝談自己治理天下的一些做法，他努力效法前王，力本任賢，耕藉田、勸孝弟、崇有德、問勤勞、恤孤獨，但卻達不到古先哲王的理想狀態(tài)，他要求這些待詔的賢良就上述問題作出對策。
董仲舒針對漢武帝的第二次策問又進行了回答，就第一個層面關于虞舜和周文王勞逸不同的問題，他闡述說:虞舜時代之垂拱無為而天下治，那是由于“眾圣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的緣故，而周文王的“日昃不暇食”，乃是由于商紂王“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造成天下大亂，周文王為此深感痛苦，志欲安定天下，所以才忙得“日昃而不暇食也”，這是他們所處時代不同之故;關于西周王室的宮室制度，那是為了“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關于商周和秦的刑罰問題，武王滅商之后，改變了商朝的做法，大力推行教化，周公的制禮作樂即是，所以才有成康之治。而秦朝則不然，推崇的是申商之法，實行的是韓非那套學說，不以文德教訓天下，“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由此而造成“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官風已然如此，秦“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老百姓不能正常從事生產，群起為盜，秦又嚴刑峻法，“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就第二個層面的時政問題，他稱贊了漢武帝的做法是“堯舜之用心也”，至于效果不好，那是因為“士素不厲也”，也就是士子的素質不夠。怎樣培養(yǎng)士子的素質呢?就是要興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希望漢武帝“興太學，置明師，以養(yǎng)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至于造成“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的原因，都是由于“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即是官僚隊伍的素質問題。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另一方面是這些官吏的升遷都是“(累)[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所以才造成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怎么解決呢?他提出了由“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wèi)，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對于所得到的賢士，“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這樣就可以實現三王和堯舜之治了。
董仲舒的對策上奏之后，漢武帝又進行了第三次策問:“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圣之道業(yè)，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tǒng)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分析漢武帝的第三次策問，可以看到主要的問題有三個:其一，天人之應的問題;其二，從唐虞到桀紂的歷史總結問題;其三，“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與“不易者道也”的矛盾問題。同時漢武帝還批判了對策者策論文“文采未極”、“條貫靡竟，統(tǒng)紀未終”的缺點，要求答策者進一步說明。
董仲舒于是又進行了第三次對策。他首先承認漢武帝的批判是對的，然后就漢武帝的問題一一進行了回答。關于武帝所問的“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他提出天對萬事萬物都是一樣的，“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古代的圣人能夠“法天而立道”，春生夏長，秋冬刑殺，“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鬃幼鳌洞呵铩肪褪�“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以見人事之“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所以古代“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為德化，所以犯法者少，而當今之世廢德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怎么解決這些問題呢?他從理論的視角提出:“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jié)”，作為統(tǒng)治者就是要“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是受命于天的，貴于萬物，所以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后知仁誼;知仁誼，然后重禮節(jié);重禮節(jié)，然后安處善;安處善，然后樂循理;樂循理，然后謂之君子。”關于武帝所問的“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他以積少成多、積小致巨的道理作了解說，指出“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yè)業(yè)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他特別強調:“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這就是唐虞之所以留下美名而桀紂給后人留下教訓的道理，“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余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關于武帝所問的“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他提出了著名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認為道是萬世無弊的，所有的問題都是“道之失也”，即在實現道的過程中出現了偏差，為了補偏救弊而有相應的變化，這是時代的問題，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從現實的問題來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后，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他對漢武帝的“舉賢良方正”作了肯定，認為這是“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可是讓他這個學者來論政事之得失，那不妥，“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但是他并未就此為止，他又提出了感到奇怪的問題:現在的天下和古代的天下是一樣的，“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他對此的解說是身居高位的官吏們“與民爭利”，那些“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由此而造成老百姓的日益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yè)，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在這篇對策的最后，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6]至于公孫弘的對策，《漢書》明確記載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年)，這一年武帝再次“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又推薦了公孫弘。史載:“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fā)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兇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tǒng)垂業(yè)，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這段策問從內容上來看倒是和前述《武帝本紀》的意思相近，在這次對策中，“天子擢弘對為第一”，這成為公孫弘日后發(fā)達的開端。公孫弘的對策也是針對武帝的問而答的，首先他分析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的緣故在于統(tǒng)治者有“信”，所謂“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那么怎么做才能有信呢?他提出八條:因能任官、去無用之言、不作無用之器、不奪民時不妨民力、有德者進無德者退、有功者上無功者下、罰當罪、賞當賢，“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其次，他對武帝所推崇的上古治世之成因作了解說，認為那是“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再次，他對仁義禮智作了闡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其具體細目是“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這四者是治之本、道之用，不可偏廢。最后他簡單解釋了“禹湯水旱”的緣由，特別是湯時的大旱是受夏桀行惡的影響，而“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得出了“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的結論[7]。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董仲舒和公孫弘并不是在同一次策試中脫穎而出的，從歷史的記載來看，董仲舒的對策如果確定為建元元年尚可說得通，但是把公孫弘的對策和董仲舒的對策捏在一起，則顯然與史實不符。
三、簡短的結論
以上我們敘述了文帝和武帝前期的策問和對策，總結起來可以得到如下幾點認識:第一，從考試的視角來說，文帝和武帝前期是古代策試制度化的重要時期，從文帝十五年開始的皇帝親自策試，開啟了中國古代以考試成績優(yōu)劣選拔官吏的途徑，經武帝時期天人三策的完善，遂為后世所繼承，直到科舉制度創(chuàng)立后，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一直沿用到清末。
第二，從選拔人才的視角來說，西漢前期這種針對時政的策問，確實選拔出了高素質的人才，對西漢前期的政治產生了良好的影響。如晁錯之建策削藩，董仲舒之建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公孫弘之建策取信于民，對西漢的歷史發(fā)展起著建設性的作用。
第三，從中國文化發(fā)展的視角來說，西漢時期這些學者的對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經過統(tǒng)治者的實施以后，變成了國家的政策，規(guī)定了以后中華文化的發(fā)展方向。如晁錯的削藩策，從中國歷史發(fā)展的長時段看，他確實抓住了帝制時代的政治脈搏，后世由于封藩與郡縣之爭而演化的種種斗爭，給晁錯的判斷作了絕好的注腳。再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影響了整個帝制時代的思想，他的“獨尊儒術”建策，更為中華文化筑就了抵御外來文化侵蝕的堤防，儒家文化的深入民間社會，構成中華文化的主流，成為中華民族區(qū)別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顯著特色。
從這幾點簡單的認識中，我們感到西漢前期的策問和對策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值得我們深入的發(fā)掘和考究。
參考文獻:
[1]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議對[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43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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