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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先秦諸家義利觀及對當代中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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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時期是我國古代歷史上思想發(fā)展的高潮，也是我國古代思想的精髓所在，其中義和利及其關(guān)系一直是古代思想家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主要比較先秦時期儒、道、墨、法等幾家的義利觀，以期得出對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啟示。
關(guān)鍵詞：先秦諸家;義利觀;當代中國;啟示
義與利及其關(guān)系不僅是中國古代思想家們探求的重要問題，也是人類社會中歷史悠久的話題。自先秦以來，不同的思想家從各自的立場出發(fā)，提出了不同的義利觀。
一、義和利的含義
“義”(繁體為“義”)從漢字結(jié)構(gòu)來看，是個會意字，是由“羊”、“我”的字意會而成的，《說文解字》中解釋成“己之威儀”，也就是指，以“我”的力量，保衛(wèi)那些美、善、吉祥的事物，捍衛(wèi)其中的價值，從而在言行舉動，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現(xiàn)出具有感染力甚至威懾力的尊嚴和威望，成為他人學(xué)習的道德榜樣。后來，經(jīng)過逐漸引申，義被進一步賦予應(yīng)諺、規(guī)范、善等抽象的內(nèi)涵，代表著社會生活中人們所追求最高道德。同時，在漢字中，“義”常常被寫作“宜”，《中庸》解釋為“宜也”，即“適宜”的意思�！对�?祭義》也說:“義者,宜此者也”。“義”又和“宜”相通，行為的適宜性在通過一定的“禮儀”表現(xiàn)出來。是指作為人，在一切行為活動中只能遵循去做，別無選擇的最高的義務(wù)和責任。
“利”，也是一個會意字，由“刀”與“禾”組成, 在《說文解字》中的釋義是:“從刀，和然后利。”意為以刀割禾，即用農(nóng)具收割莊稼而有收獲，獲得利益、好處。所以“利”是指能滿足人類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 可泛指一切利益，包括公利和私利。筆者認為義利關(guān)系實質(zhì)上是道德價值和物質(zhì)利益、公義與私利之間的關(guān)系，義利觀就是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些關(guān)系的思想觀點。
二、先秦儒家的義利觀
先秦儒家的思想主要以孔孟荀為主，孔子認為“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在孔子看來義和利是區(qū)別君子與小人的價值標準，認為義為君子的內(nèi)在價值與固有本質(zhì)，君子是取義，重義輕利;小人則趨利，見利忘義。孔子的觀點為儒家學(xué)派確立了“重義輕利”的基調(diào)。繼孔子之后，孟子進一步闡發(fā)了儒家的“重義輕利”觀。孟子說：“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他在回答梁惠王時也曾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在義利關(guān)系發(fā)生沖突時，孟子的思想是“取義”為先，甚至當義與生命發(fā)生沖突時，孟子思想任然堅持義為先，甚至為義而放棄生命，“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重義輕利，甚至重義輕生。荀子作為儒家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受孔孟的影響，也堅持重義輕利，先義后利的義利觀，“保利棄義謂之至賊”(《荀子?修身》)，“義與利者，人所兩者有也，”(《荀子?大略》).但在義與利之間，他并非完全排除利，而是堅持義為先，利為后，提倡先義而后取利的價值導(dǎo)向。總之，在儒家看來，義是人立身的根本，道德價值高于物質(zhì)利益，精神需求比物質(zhì)需求更為有益，提倡“義以為上、見利思義、以義制利”等道德原則，即強調(diào)“義”的第一性。見到“利”要先想到“義”,符合“義”的行為才是應(yīng)當做的行為。而“輕利”不等于不言利。在“利”和“義”的關(guān)系上，在兩者相比較時，“義”先而“利”后，并不等于說要“義”就不能要“利”。但孔子和孟子所指的“利”從總體上講主要是代表統(tǒng)治階級利益。在“義”和“利”的關(guān)系中，孔子、孟子強調(diào)“義”的第一性，在不違背“義”的前提下，也指出追逐“利”的正當性，但他們又有安貧樂道的意思。
三、道家的義利觀
道家主要以老子為代表,老子主張取消義利，從道德上超越了義利討論，也就是說我們首先要了解老子對“德”的劃分，他把“無為”之德稱為“上德”，把“有名”之德稱為“下德”，那么傳統(tǒng)意義上的義利之辨就不能適用于老子的義利觀。老子認為“下德”會使人失“道”，“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老子?第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老子?第三十八章》)，所以只有由“下德”轉(zhuǎn)變?yōu)?ldquo;上德”才能實現(xiàn)其“道”的回歸，在他看來仁義是世界變壞的一個象征,進而主張無為, 既沒有任何仁義的社會模式，“無為之治”,“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甚至主張“絕仁棄義，民復(fù)孝慈”(《老子?十九》)。所以才有了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fù)結(jié)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八十》) 。在這樣的社會里，有利而不用利，有仁義而不知仁義。所以道家的義利觀雖然是完全否認義利，但是從他們超越仁義的角度來看，也是一種道德的更高追求，有其積極的一面。
四、墨家的義利觀
墨家的創(chuàng)始人墨子認為:“義者，利也”(《墨子?大取》)，強調(diào)義與利的統(tǒng)一，求利即是謀義，取利即是尚義。
他提出“兼相愛交相利”(《墨子?耕注》)的原則, 所謂“兼愛”，就是上至國君，下至百姓，都不能只知自愛，而要相愛。墨子強調(diào)人們要愛人如己，人們應(yīng)當“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 能這樣愛人如己，就會“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在此基礎(chǔ)上的“交相利”原則是“兼相愛”原則的具體反映和實施，“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墨子?兼愛中》)，從而進一步強調(diào)利不但不非義, 而且義利并行，即“義”與“利”沒有先后之分、輕重之別。墨家的義利觀上升為治國方略則認“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非樂》) ，這里的“利”是“公利”也即“義”，所以墨家的義利觀是建立在把利國利民之利視作義的基礎(chǔ)上的, 把個人私利與整體利益相結(jié)合，把“利天下”的公利與義等同起來，把道德評價的標準與行為是否有利于他人和社會結(jié)合起來，它強調(diào)忘我無私，利人利國，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以實現(xiàn)大同的社會道德理想。
五、法家的義利觀
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崇法尚利，承認因階級等級不同而有不同的“利”，強調(diào)統(tǒng)治階級要明于公私義利之分，舉公而不縱私。韓非子指出“古者倉領(lǐng)之作書也, 自環(huán)者謂之私, 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領(lǐng)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韓非子?五蠢》)所以，“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韓非子?八說》)，真可謂“ 君臣之利異”(《韓非子?內(nèi)儲說下六微》)。為此，統(tǒng)治者“必明于公私之公，明法制、去私恩。……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韓非子?飾邪》)，同時韓非子又指出追求義利是人之本性，人總是“不免于欲利之心”《韓非子?解老》，“利者, 所以得民也”《韓非子?詭使》，“利之所在, 民歸之”《韓非子?外儲說在上》。而利有“大利”、“小利”之分，因為“順小利, 則大利之殘也”《韓非子?十過》，所以，人不能“苦小費而忘大利”《韓非子?南面》，而要“出其小害計其大利”《韓非子?八說》，并進一步“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俄n非子?六反》。所以他們求利之心比任何一個學(xué)派都強烈，而且在法家這里的利就是一種具體的利益，法家義利觀是對道德精神價值的放棄，對物質(zhì)利益的高度重視，甚至把人物質(zhì)化，這樣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社會的發(fā)展，但是從長遠的看來，必然會把社會的道德引向陌路，有一定的局限性。
綜上所述，先秦儒家義利觀站在統(tǒng)治階級立場上強調(diào)重義而輕利，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視甚至否定了下層勞動人民的利益要求，帶有濃厚的道德蒙昧主義色彩，但其重義輕利、先義后利的義利觀，體現(xiàn)了一種著眼于整體利益的價值導(dǎo)向，適應(yīng)了自漢代以后重新確立了大一統(tǒng)的中央集權(quán)的封建國家需要;道家主張“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可以看作是一種“絕義棄利”的義利虛無主義;而墨法二家強調(diào)是義利上的一致性、平等性，認為利他即利天下，義是整體利益的要求也是利人的最終目標，所以儒家與墨家法家義利觀有很大的不同。盡管先秦儒墨法家義利觀盡管各有側(cè)重, 具體內(nèi)容不同, 但它們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個體與整體、個人私利與社會公義的關(guān)系, 都是為解決現(xiàn)實社會義利矛盾而提出的道德對策，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可借鑒的思想文化遺產(chǎn)，就某些方面來說，對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shè)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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