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術轉向探究論文

　　活躍于20世紀30,40年代學術界的食貨派，對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和發(fā)展具有重要影響。然而，由于這個學派中的學人，人生軌跡或政治理念比較復雜，1949年以后，幾乎無人言及他們的學術。新時期以來，人們逐漸把食貨派的政治理念和他們的學術思想分開，重啟對食貨派的研究，呈現(xiàn)出由冷變熱的趨勢。但從對該學派的相關研究成果看，雖然從多個層面對食貨派進行了探討，但是仍然缺乏對食貨派的靈魂人物陶希圣學術轉向的深入分析。筆者認為只有將陶希圣置于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發(fā)展的脈絡中，對其學術歷程中的轉向進行系統(tǒng)梳理，才能深刻認識鞠清遠、武仙卿、何茲全、曾眷、連士升、沈巨塵等一批青年學子景然相從，迅速形成一支氣象殊異、引人側目的食貨派的原因。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與陶希圣的學術轉向進行探討，以期推進食貨派的研究。

　　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

　　中國傳統(tǒng)的社會經濟史學向近代社會經濟史學的學術轉型是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和發(fā)展而漸次興起的，是在西方近代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理論傳入中國以后才形成的。1927年，因國共合作破裂而導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的失敗。這次政治大轉變激發(fā)了人們對于自己的革命方略的重新考慮，對于中國社會結構的重新認識。陶希圣指出:“在今日，與其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不如對中國社會加以深刻的觀察。要解決問題，須先知問題之所在，中國社會構造是中國目前要解決的一切問題的根源，不認識中國社會構造便不知道中國的問題，不知道中國問題，便無從提出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緒論但是，中國社會乃是過去社會演進的結果，要研究中國的社會問題，單觀察目前社會是不夠的，所以要深刻認識現(xiàn)實的中國就必然要求人們回顧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的軌跡“這兩個問題都是中國社會運動的苦惱期中，所引起過的。它們同時被提出，又是有一定的社會根據(jù)。當時學者們的一項共識就是:“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方向。于是，各個政治派別及關心現(xiàn)實歷史發(fā)展的人都出來發(fā)表意見了。每位研究者都大膽提出他自己的主張，并各是其是“對于這個上下古今無所不包的社會史問題，在中國、在日本、在蘇聯(lián)，青年人、老年人，實際家、理論家，都曾有過很激烈的爭論。霎時間，探討中國社會性質，研究中國社會史的論文論著大量涌現(xiàn)。1931年上海神州出版社創(chuàng)辦《讀書雜志》，在創(chuàng)刊號上特辟“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專欄，掀起了中國社會史討論的熱潮。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遂上演了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社會史的大論戰(zhàn)。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由深重的革命要求引發(fā)可貴的探尋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起了關鍵作用。唯物史觀第一次被馬克思應用去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其歷史判斷的正確性得到了證實，并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行。馬克思唯物史觀經過李大釗的廣泛介紹，1929年郭沫若“應用馬克思、莫爾甘等的學說，考察中國古代社會的真實情狀，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痹摃�“論證了中國歷史上有奴隸制的存在，而奴隸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轉化而來，奴隸制本身后來又轉化為封建制。這一論點震動了當時國內外的史學界和思想界。它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fā)展學說是一個普遍的規(guī)律，而中國歷史發(fā)展進程同樣是受這個規(guī)律所制約的。郭沫若的研究是中國社會史研究中一次重大變革，開一代風氣之先。唯物史觀被視為科學解釋人類社會歷史的理論武器，風靡一時，成為一種主流思潮。郭湛波把1927-1934年這一階段的思想特征描述為:“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主要思想，以辯證法為方法，以辯證唯物論為基礎，以中國社會史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鎖匙”。學術界普遍運用唯物辯證法，沿著考察社會經濟關系的思路來研究中國社會史，顯示出中國史學在新的歷史階段的新氣象。不過，對研究者來說，所面臨的遠非興奮，而是混戰(zhàn)得一團半驀“這幾年來，雖有不少的人用了新的方法來解剖這謎樣的社會，并且曾經過了好幾次的所謂‘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者，但結果仍是各說紛紜，莫衷一是，而且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真有人覺得‘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之嘆!

　　二、學術界對社會史論戰(zhàn)反思的特征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要繼續(xù)發(fā)展不可能始終與社會史論戰(zhàn)保持交織的狀態(tài)，到了一定階段上，它必然要轉向對論戰(zhàn)的重新審視。當時學術界對論戰(zhàn)進行總結和反思的過程中呈現(xiàn)出以下幾項重要特征。

　　其一，對簡單化、公式化運用唯物史觀傾向的反思。唯物史觀對歷史研究具有指導意義，就論戰(zhàn)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現(xiàn)于運用馬克思的社會形態(tài)理論研究中國社會史的發(fā)展階段時，否認中國歷史與歐洲歷史的差別和不同，存在嚴重的“簡單化、公式化”傾向。王禮錫指出:“非封建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非資本主義社會即封建社會，中間不容有其他過渡形式的存在。這是何等機械的觀點人們在運用唯物辯證法論證中國歷史的“普遍性”時，缺乏對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相結合的深入探討，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殺中國社會歷史的特殊性。由于過于強調歷史發(fā)展的一般性，忽視中國歷史特殊性，在解釋中國社會史的發(fā)展階段時難免不陷入簡單化和公式化運用唯物史觀。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無諱言，是犯了公式主義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義的公式，往古代的資料上套，而我所據(jù)的資料，又是那么有問題的東西”。中國社會經濟史本是十分復雜的現(xiàn)象，中國社會史分期能不能簡單地套用歐洲的歷史分期，這是人們必須首要正視的問題。在社會史論戰(zhàn)中，人們吸納唯物史觀理論養(yǎng)料時，不可能總是機械的盲從，它有賴于人們對固有理論方法的能動整合。人們對此的自覺，經歷了一個識見的增進與反思的過程。

　　其二，對社會史論戰(zhàn)陷入“謾罵式”政論的不滿。在中國社會史的討論和劇烈的辯論中，因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傳家，而缺少真正的學者’，所以學術上的分歧與政治斗一爭互相交錯糾纏在一起。爭論者“你來一拳，我來一腳”。社會史論戰(zhàn)一度陷入謾罵式的政論之中。陶希圣認為當時的風氣是“證據(jù)不足之處，以謾罵補芯”大家都這樣想:你說的便不對，因為是你說的。我說的一定對，因為是我說的�！�大家也都這樣爭‘我罵你是應當?shù)�，這是無產者的憎恨。你罵我是不應該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見。’這樣的論戰(zhàn)，大家(我也是一個)同是在中國史的大門外吶喊。因為論戰(zhàn)的文章多囿于門戶之見而一時謾罵，因私見偏見而流于意氣之爭，甚少有學術研究的價值，被認為是“無結果而散”。陳嘯江深刻地指出當時之所辯論者，實為名詞之爭，皆未經精密研究之價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學術合作的精神;2為辯護自己的短處，不惜曲解事實，遷就成見;;3為駁斥敵人的論點，不惜將其長處，一筆抹殺。這種因參與討論者的政治立場、背景及現(xiàn)實政治斗一爭的關系而使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陷入“謾罵式”政論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對學術更是無補。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暫時停止爭論，等把中國歷史材料研究透了，再來一場更有學術性意義的大討論。

　　其三，在理論與材料關系上，人們開始理直氣壯地倡言史料，重視史料。人們懷著極大的熱情參加中國社會史的討論，這場爭論雖然非常激烈，深度卻遠遠不夠。社會史論戰(zhàn)是一場探本溯源式的社會史辯論，本應依據(jù)豐富的史料，以細致深入的論析為基礎，但論戰(zhàn)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對史實作簡單勾勒，用歷史材料附會唯物史觀的理論。人們逐漸意識到中國古代社會內部，特別是復雜性的經濟層面，應對各地各民族歷史發(fā)展進行全面系統(tǒng)的實證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現(xiàn)有理論。1933年《讀書雜志》停刊之后，猶如急流迂回，人們紛紛從史料本身來探尋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道踩無論雜志報紙，大學歷史系以及專門研究機關，多在這方面用功夫了。例如1933年5月國立中山大學史學研究會主編的《現(xiàn)代史學》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專號”，刊載的論文多注意到史料的運用。1934年中山大學法學院還成立了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對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斷縮小研究的對象，進行專題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國經濟》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專號上下兩冊所集的文章關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證者居多，而泛論社會史公式者極少。此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清華學報》等刊物發(fā)表的社會經濟史論文也漸漸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貨》半月刊雜志尤其專以“搜集史料”相號召�；�文甫認為社會經濟史研究進入了“搜討時期”。

　　以上表明，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之后人們不約而同地把注意力轉向史料的搜集整理。當時一些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學報及其他史學刊物和經濟學刊物普遍重視史料，是人們要求回到冷靜的學術探討中來的有力征候，成為推動史學繼續(xù)向前發(fā)展的動力。學術界對史料的高度重視既反映了人們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深邃識見，又展現(xiàn)了史學研究向多元選擇的邁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隨即迎來了更為開闊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視:一是以郭沫若、呂振羽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們仍然堅持以馬克思唯物主義理論為指導，但主張從史料方面充實建構理論，逐步發(fā)展完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二是社會調查所(即后來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湯象龍、梁方仲等以及和他們有密切聯(lián)系的一批學者。他們非常強調史料的收集，大力開展中國近代經濟史料的收集整編工作。三是以陶希圣為核心的食貨派。應當說，社會史論戰(zhàn)之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轉向最突出的一個重要表征，便是食貨派的崛起。

　　三、陶希圣的學術轉向

　　陶希圣是食貨派的領袖，他是由研究法學而轉治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學學習法律，畢業(yè)后在各地高校講授親屬繼承法，旁及民族學，從民族學而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組織，進而講述中國社會史。這一研究旨趣的轉向主要是受時代的革命形勢激發(fā)。陶希圣說: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時期對中國社會的本質與形態(tài)，發(fā)生爭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與婚姻制度的歷史探討，自然涉及中國社會史的研允‘民國’十七至十九年，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發(fā)表《中國社會到底是什么社會》等系列論文，引起諸多學者的響應和論戰(zhàn)。1929年1月，陶希圣將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論文收集成冊，冠以《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書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國社會史作決算”。叫緒論該書出版后反響甚大，頗為暢銷(后三年間銷了八版、數(shù)萬冊)，有所謂陶希圣打響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第一炮的說法。隨后又出版《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進一步闡述他關于中國社會史的看法。二書以其斗一爭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會”。編輯者小引為促進討論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還收集了當時學者討論中國社會史較有代表性的論著，編成《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一書在新生命書局出版。1931年4月，王禮錫、陸屏，清主編的《讀書雜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華寫給陶希圣的一封《關于中國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這兩封信的刊登標志著以《讀書雜志》為主要陣地的社會史論戰(zhàn)的開舊本學人關心或參加中國社會史辯論者，稱為陶希圣時代。“在數(shù)年以來的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將了”，被學界認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者。3991928-1934年間陶希圣還陸續(xù)出版了《法律學之基礎知識》、《革命論之基礎知識》、《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社會現(xiàn)象拾》、《辯士與游俠》、《婚姻與家族》、《西漢經濟》,《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譯作品以德國學者奧本海末的《國家論》為重，以及與人合譯了《各國經濟卿》、《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fā)展》、《7時法讀本》等。

　　在社會史論戰(zhàn)中，批判式的文章大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論，每為人所攻擊。王禮錫將陶希圣列為“論戰(zhàn)”的五個權威之一，公開號召論戰(zhàn)者對于陶希圣的觀點提出“挑戰(zhàn)”，一時間向陶希圣挑戰(zhàn)和批評的文章著實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責、批評乃至謾罵，可謂慘烈。陶希圣言:“在這文人積習的各張門戶的論爭里，我是最先受罵的一人。每一中國社會史家的開場白，每一中國社會史刊物的發(fā)刊文，首先攻擊的大抵就是我。陶子學術界對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一)唯物史觀之不純與治學的因襲

　　與論戰(zhàn)者一樣，陶希圣在運用唯物史觀時為外來解釋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人們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種主張并不是自己細心研究的結果，只是隨時隨地抄襲別人學說的結果。劉光宇認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來掩護他自己的說教，他自以為是懂得歷史的唯物主義的，其實則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歷史的唯物主義是甚什。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一書的開始就說著他應用什么歸納法、統(tǒng)計法、抽象分析法。這只是從波格達諾夫《經濟科學概論》和《社會主義社會學》的書名是這樣，陳望道等譯名《社會意識學大綱》上抄來的所謂經驗一元論(即經濟批判論)的玄學方法論”《中國封建社會史》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兩書中，不少應用奧本海末爾的‘海國，陸國，土地私有權’和‘商業(yè)資本主義’之點。周予同后來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中“產量相當豐富”，“但因為陶氏并不是單純的客觀研究的理論家，所以時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責”。

　　(二)邏輯的混亂與觀點的豹變

　　在社會史論戰(zhàn)中陶希圣史書最多，差不多在每本書中，都有一個主張，各書中的見解前后每不一致，甚至在同一本書內，也有沖突。傅筑夫指出陶希圣《中國封建社會史》的前后觀點沖突“起初還以為是偶爾如此，可以放過不提，那知道逐章細看下去，都是撲朔迷離!”“關于封建制度的發(fā)生時期，在這一本為‘中國封建社會史’的奇書上，有時雖也偶爾提到，但不是前后沖突，便是籠統(tǒng)萬分。馬乘風對陶希圣的觀點豹變進行了更為深刻的指責“春秋時代封建社會已崩潰、春秋時代封建制度趨于崩潰、春秋時代是封建社會時代、春秋時代是資本主義時代、封建制度崩潰后，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社會之可能”“這五項根本不同的見解，若是分之于五個根本不同的作家或著作，猶有可說，事實上，競出之于陶先生一人之口，真不知陶先生何以自圓其說?對于自己各書中的見解前后每不一致的現(xiàn)象，陶希圣在出版《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時也承譏“本書各論文依執(zhí)筆時期的先后，內容時常有沖突矛盾的處所”。叫緒論

　　(三)史料審視之不嚴

　　陶希圣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在史料的處理方面犯有不少錯誤。杜荃的《讀(中國封建社會史)》一文主要針對陶希圣的史料問題進行了“不甚客氣”的批評。他說“我僅僅讀了那么一小段，便覺得差不多句句都有問題。以下我便不敢再讀下去了。一來以下我還沒有甚深的研究不敢多談，二來我怕的是錯誤的觀念先進了我的腦中，所以我也不敢多讀。”“我希望陶君對于歷史更要有詳細的精密的認識，然后再下論斷。傅筑夫對陶希圣《中國封建社會史》一書批評的要點之一也是認為陶希圣處理史料時有諸多的錯誤。馬乘風認為，陶希圣“對于舊有的歷史資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貫的功夫。關于史料審視之不嚴的問題，陶希圣自己也坦言道:“各篇的論題非常廣泛，所用的材料也不過疏略的大體的，沒有經過多少考證的工夫�！苯芯w論

　　(四)中國社會史觀點的“歪曲”

　　因為陶希圣在探討中國社會史時，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敢立新說，他的觀點遂成為學術界不同學派論爭和筆伐的對象。陶希圣曾總結人們對自己的學術觀點批評之所在:批評的第一集中點，是士大夫階級的論議。士大夫階級這名詞，有好些個黨派、好些個刊物書籍乃至決議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評卻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為這是我的“發(fā)明”，或是我的“罪惡”，好像只有一個人使用這個名詞，又好像使用這個名詞便是反革命。批評的第二集中點，是封建制度的論議。我覺得農奴制度自戰(zhàn)國時代已經分解。如果農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礎，則中國從此時以后沒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則中國自戰(zhàn)國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見于此外更著重于商業(yè)資本與農村經濟的有機關系。中國商業(yè)資本發(fā)達自戰(zhàn)國時期，確曾有分解舊生產方法及孕育舊生產方法使日益進于商品生產的效用。批評的第三集中點，是游民無產者問題的提出。我讀過《德意志農民戰(zhàn)爭》等書之后，深覺游民無產者的問題，在中國應當及時充分討論，打開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換的鎖。

　　陶希圣既是挑戰(zhàn)者，又是兇猛的應戰(zhàn)者。而對來自各方面的非難，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寫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傾向的短篇隨筆，后輯成《中國社會現(xiàn)象拾零》一書進行應戰(zhàn)“這書中各論文有些是在著者緊張的情緒里寫出來的。著者自感孤獨，對于紛至沓來的評論，感謝或接受或駁覆的工夫都不夠。所以緊張的情緒之中飽含著無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一爭尖銳的現(xiàn)代，孤獨的個人是不應當多說話以紊亂各方的論爭戰(zhàn)線的。我明知事情是這樣，也曾屢次起停筆的決意，但一方面有各雜志主編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覺到理論斗一爭的參加，或者有貢獻于理論的進步。于是我終于拿筆，終于大膽去受各方的批評。在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浪潮中，陶希圣一直處于論戰(zhàn)的中心位置，對論戰(zhàn)的感受實較許多人更為痛切。

　　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解說失之于空泛籠統(tǒng)，認為豐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戰(zhàn)具，打算少寫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說:“近來我不想批評，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來建立。公式主義者大有反對材料而重視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評我說我是經驗主義，因為我重視歷史的記載。又有人批評我說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實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論所依據(jù)的經驗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亂爭盲斗了。用公式來收納材料，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則公式主義便會崩潰。歷史上兩個不同的社會形式，供給我們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義不許我們指出兩者的異點，我們是棄材料而留公式呢?還是棄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會進化的途徑?公式主義是前者，我的辦法是后者。這是我四年來見解屢有變動的原因。陶希圣主張拋棄公式主義，下苦功讀書，從材料出發(fā)對中國社會發(fā)達過程進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讀中國歷史，對中國史逐朝逐代都細看它一下的過程中，便感覺立論極難了。于是，他提出兩個希望:一、唯物史觀固然和經驗一元論不同，但決不抹殺歷史的事實。我希望論中國社會史的人不要為公式而犧牲材料。論戰(zhàn)已有四年之久，現(xiàn)在應當是逐時代詳加考察的時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從事于詳細的研究。我四年來犯了冒失的毛病，現(xiàn)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發(fā)表論文，是因為那是很少人注意這種研究�，F(xiàn)在見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見，反把理論戰(zhàn)線混亂。

　　以上表明，陶希圣對社會史論戰(zhàn)中從事空泛理論爭論的現(xiàn)象已日益不滿，感覺解決問題應該多從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觀點的同時也對論戰(zhàn)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義提出了一些批評，表現(xiàn)了陶希圣思想轉向的跡象。陶希圣所作的回應是希望得到學術界的認同，也是對自己在社會史論戰(zhàn)中遭受指責、批評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論并沒有因此而改變論戰(zhàn)的風氣，減少對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論戰(zhàn)中對陶希圣批判的客觀現(xiàn)實令其感到觸目驚心。這給陶希圣心理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陶希圣保持著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當然的，左派說他是XX派不徹底，右派又說他是左派，在左在右為難之中他只有沉默為最合適，所以他沉默了!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何以前行?這是縈繞在陶希圣腦際最發(fā)人深思的問題。自己的缺點和不足，是回護、斗一爭，還是坦然面對，重整待發(fā)?陶希圣選擇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中國社會史叢書》的《刊行緣起》一文成為陶希圣學術轉向的誓詞:我們的誓愿是:可用十倍的勞力在中國史料里去找出一點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譯歐洲史學家的半句宇來，在沙上建堂皇的樓閣。我們的誓愿是:多找具體的現(xiàn)象少談抽象的名詞。;《附言》這段話明確地表明陶希圣已決意和當時一般的社會史論戰(zhàn)者劃清界限，開始逐漸把研究的重心轉向史料收集和專題研究上來。這一叢書計劃準備收羅以下的編著:通論中國社會全部或一時代的變化過程的;對中國時代或問題作特殊研究的史料的收集�！陡窖浴诽障Ｊハ群缶幮＝M織出版《中國社會史叢書》六部:劉道元《兩宋田賦制度》、《中國中古時期的田賦制度》、全漢異《中國行會制度史》、鞠清遠《唐宋官私工業(yè)》、曾眷《中國古代社會》(上)、陳嘯江《兩漢經濟史》。這些著作一改以前只作空洞論列的情形，注意材料的搜集，著重通過經濟要素和社會組織的深入考察來探討中國社會史的發(fā)展。如果說論戰(zhàn)中的著作對中國社會史的敘述限于史料的不豐富而顯得薄弱，在這套叢書中得到很大的加強，史料更加豐富，內容更為充實，更具學術價值。這套叢書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史研究已經漸漸跨過粗略籠統(tǒng)的“概說”階段，力求較為精確地描述中國社會史的發(fā)展全貌。

　　為了迅速擺脫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陷入政論的狀況，擴大史料的搜集，改變學術界忽視史料的局面，陶希圣擬創(chuàng)辦一種“中國社會史專攻刊物’—《食貨》半月刊。1934年11月14日，陶希圣在北平《晨報·社會研究周刊》發(fā)布《(食貨半月刊)宣言》，闡述了《食貨》半月刊的研究旨趣與籌建食貨學會，開展學術活動的方法:“一、凡是中國經濟社會史料，足夠提出一個問題或足夠解答一個問題，整理成文不論宇數(shù)，都可在這里發(fā)表。二、多舉事實，少發(fā)空論，不謾罵，更絕對不做政論。三、凡是愿意或正在做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研究，或特定問題的研究，都可任意做食貨學會的會員。四、食貨學會的會員對中國經濟史料的收集及研究如能分工進行，使工作不致重復，那是最希望的事情。如此，會員應當隨時分配工作交換成績�！本W至此，陶希圣決定全身心投入到《食貨》半月刊的創(chuàng)辦和食貨學會的籌建當中去，倡導搜集史料，倡言學術的合作，培植學界新人，學術界的一場“食貨運動”便由此浸浸而起。

【陶希圣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學術轉向探究論文】相關文章：

論文的學術評語11-20

關于論文的學術評語11-25

學前雙語教育探究論文09-22

學術論文提綱格式10-26

流動人口對社會經濟的影響論文04-25

小學語文拼音教學探究論文11-13

導師對論文的學術評語及意見通用03-03

學術論文怎么寫格式11-15

學術論文標準格式規(guī)范10-26

學術論文格式規(guī)范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