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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xué)畢業(yè)論文

戰(zhàn)國策中的諷諫傳播

時間:2022-10-08 13:28:41 古代文學(xué)畢業(yè)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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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zhàn)國策中的諷諫傳播

  戰(zhàn)國策中的諷諫傳播

  摘 要:劉向的《戰(zhàn)國策》以文字記載了戰(zhàn)國時代大量策士的言論,成為中國古代諷諫傳播重要的歷史資料。

  本文擬從說服傳播的理論出發(fā),對戰(zhàn)國策中鄒忌、觸龍的諷諫活動進行案例分析,揭示《戰(zhàn)國策》在中國古代傳播史上的重要意義。

  關(guān)鍵詞:戰(zhàn)國策;諷諫;傳播

  著名學(xué)者赫伯特・西蒙斯(HerbertSimons)認為:“說服傳播是一種試圖影響和改變他人思考、感覺和行為的手段。”[1]據(jù)此,中國古代的諷諫行為是說服傳播中一種非常典型的事例。

  在《戰(zhàn)國策》中留下了大量的諷諫傳播的史料,本文擬采取說服傳播理論,對鄒忌、觸龍的諷諫活動進行分析,探討《戰(zhàn)國策》中的諷諫傳播。

  一、信源的可信度分析

  信源的可信度是說服傳播能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信源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指說服者本身,他是影響說服效果的首要因素。

  說服者本身的幾個條件構(gòu)成了可信度。

  首先是說服者的信譽,如誠實、客觀、公正等品德;其次是說服者的權(quán)威,即說服者對特定的事物是否具有話語權(quán)。

  這兩者構(gòu)成了可信性的基礎(chǔ)。

  霍夫蘭證明了信源可信性與說服效果之間存在密切關(guān)系。

  并提出了“可信性效果”的概念:一般來說,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說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說服效果越小。

  在鄒忌的案例中,鄒忌是在多年前通過“說琴諫齊王”這個案例樹立自己可信性的[2]。

  鄒忌的見識和人品,已經(jīng)為齊王所熟知。

  這是他最終能夠諷諫成功的基礎(chǔ)。

  在諷諫過程中,鄒忌又是通過權(quán)威性強而又客觀的資料進行的。

  他以自己為例,并以其身邊的妻、妾、客分別比作君王身邊的宮婦、大臣及四境之內(nèi)之人士,提醒威王勿以阿諛為重,應(yīng)以諫言為要。

  正因為鄒忌自身的經(jīng)驗,具有權(quán)威性,且以主觀的結(jié)論作補充,因此效果是得到了君王的肯定。

  在觸龍的案例中,觸龍的可信性則源于他作為元老的身份,他年老體衰,身居“左師”這樣一個閑職[3],本可以“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現(xiàn)在為了國家大業(yè)出來進諫,這樣的行為能夠贏得趙太后的信任。

  二、一面提示和正反兩方面提示的分析

  單一信息和正反兩面信息,就是在傳播同樣的信息時,以不同的方法來制作,其不同點僅在一個變量上,即給予單方面信息或者正反兩方面信息。

  其中,單方面信息是指說服者僅僅傳播正方信息或反方信息,只提供一種觀點給被說服者,以爭取他們的認同。

  正反兩面信息則同時展示對己方有利和不利的觀點,讓被說服者進行選擇。

  霍夫蘭認為,單一信息對初始態(tài)度為贊成的人效果最佳。

  正反面信息則對初始態(tài)度為反對的人效果最好。

  從鄒忌的案例看,由于“納諫”是賢明君王的重要美德之一,鄒忌諷諫的內(nèi)容其實是威王內(nèi)心十分認可的價值觀,他直接說“王之蔽甚矣”,通過采取一面提示取得了效果。

  而觸龍的情況正好相反,趙太后已經(jīng)明確表示,“有復(fù)言令長安君為質(zhì)者,老婦必唾其面”,所以觸龍用了兩面提示,他首先說“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并舉趙太后送燕后的例子為證,然后用反面提示,指出諸侯中國君的子孫,由于沒有功業(yè),后代不能繼承爵位的事實,讓趙太后聽從了他的建議,最終達到了諷諫的效果。

  三、訴諸理性與訴諸感性

  在說服活動中,說服者通常以兩種做法:一是“訴諸理性”;二是“訴諸感性”。

  通常,在闡明重大問題、謀求巨大利益時,運用訴諸理性;而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關(guān)頭時,利用訴諸感性則比較合適。

  對于日常的思想教育活動,將兩者結(jié)合起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法往往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鄒忌案例中,鄒忌是利用一個“譬喻”來闡述道理的。

  鄒忌說,“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nèi)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從個人而至于國家,讓齊威王更容易接受他的觀點。

  不過鄒忌的“曉之以理”,卻是以“動之以情”開始的,講的是鄒忌夫人因為愛他而說他“美”這樣一個事實。

  達到了相當(dāng)不錯的諷諫效果。

  在觸龍的案例中,觸龍在趙太后盛怒、堅決拒諫的情況下,通過避開矛盾,以“愛”為主線,談到自己對小兒子的愛,趙太后對燕后的愛,也談到了趙太后對長安君的愛,最后委婉地指出太后對幼子的愛,其實并不是真正的愛,使趙太后改變了原來的固執(zhí)態(tài)度。

  四、明示結(jié)論與寓觀點于材料之中

  傳播過程包括明示結(jié)論與寓觀點于材料之中兩種方式。

  霍夫蘭認為,明示結(jié)論的優(yōu)點是觀點鮮明,易于讓被傳播者領(lǐng)會傳播者的意圖立場,缺點是容易引起被傳播者的反感;不做明確結(jié)論,將觀點寓于材料之中的做法,可使被傳播者不知不覺中接受傳播者的意圖。

  在諷諫傳播中,由于君主身份的特殊性,從君主所明了的事實進行諷諫,多能讓對方豁然開朗,接受意見。

  所以,一般都采取寓觀點于材料之中的方式進行。

  鄒忌在進諫過程中,以“美貌”這種感性的話題入手,通過第一人稱敘述自己的故事,用五個身份角色不同人的視角,來講一個“一粒沙窺世界”的道理。

  觸龍則從“愛”入手,來講述一個關(guān)于“真愛”的道理。

  這諷諫過程中,君主們感受到的是被尊重、被重視,自然就會接受臣子們的觀點,讓臣子們達到了諷諫的效果。

  注釋:

  [1]Herbert Simons.Persuasion in society.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 2001.P8轉(zhuǎn)引自申蓓《論政府公共關(guān)系中的說服傳播―以兩個個案為例》。

  [2]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3]見《資治通鑒》第五卷,“周赧王五十年”胡三省注“左師”:冗散之官以優(yōu)老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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