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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倫理審查制度的引進
社科倫理審查制度的引進是小編為各位人文社科畢業(yè)的同學準備的論文，歡迎大家閱讀哦!
摘要： 社會科學研究的倫理審查在歐美等國已有相對成熟的制度。為適應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發(fā)展的需要，尤其是國際合作與跨文化研究的發(fā)展需要，需引進國外的成功經驗，并研究倫理審查制度在中國的文化適應性問題。目前首先要從理論上確立價值正向、保護弱者、學術獨立與尊重權利等四個原則，以便為進一步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倫理審查制度奠定理論基礎。
關鍵詞： 倫理審查;文化適應;社科管理
一、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倫理問題及倫理審查
倫理審查是保證學術誠信的重要手段。在英美等國，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項目在開題之前都應向所在的院校提交倫理審查報告，經倫理委員會(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 或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批準之后方能開始研究[1]。如果參試者是易受傷害的人群，還要繼續(xù)報請更高一級的倫理委員會審批。
回顧西方倫理審查制度的建立過程，不難看出他們日漸完備的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制度是建立在對許多有�？茖W倫理道德的案例不斷反思不斷總結的基礎之上的。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的一些教授為了研究陪審團審議中抉擇的真實過程，在陪審團成員、被告和原告均不知情的情況下，用隱蔽的麥克風偷偷錄下6個民事案件審理中陪審團審議并做出決定的過程，嚴重侵犯了這些人的保密和隱私權[2]。這項被稱為“威奇塔陪審團研究”(Wichita Jury Study)的課題，引起了軒然大波，為此舉行了國會聽證會，并且頒布相關法律，禁止對陪審團審議過程進行錄音[3]。上述芝加哥大學教授的研究初衷并無問題，只是錯在沒有遵守基本的學術倫理道德。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發(fā)現二戰(zhàn)紐倫堡戰(zhàn)犯審判中受到種族罪起訴的戰(zhàn)犯，總是辯稱自己只是迫于權威的壓力，服從上級的命令。于是從1961年7月開始，進行了一項關于服從權威和個人良心是否矛盾的研究。實驗目的是了解人們在知道自己要做的行為是殘忍和不道德的情況下，為什么還會服從權威人物的命令。他請人扮作學生，參試者以教師的身份向“學生”提問，并在他們回答錯誤的時候，用不斷增強的電壓電擊他們。
這些電擊并不是真的，只是這些“學生”歇斯底里地大叫，讓參試者以為他們進行的操作有可能致命。并且旁邊還有人哄騙參試者，說電擊并不會給人帶來永久傷害，并且不斷給參試者施壓，強調這是實驗的一部分，參試者必須繼續(xù)進行電擊。參試者事后抱怨執(zhí)行有可能致命的電擊操作時，心理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2][3][4]。另一個欺騙參試者、侵犯參試者隱私、給參試者帶來心理傷害的經典案例是上個世紀70年代華盛頓大學羅德·漢弗萊(Laud Humphrey)的同性戀公共衛(wèi)生間性行為研究(Tearoom Trade)[4]。該項研究因為隱瞞研究的真實目的和暴露參試者的身份而引起爭議，并導致學院多名教授要求校長取消其博士學位，半數的教師憤然辭職。為此，西方的研究機構包括高等院校逐漸設立相應的審查機制，并確保倫理審查委員會運行的獨立性，要求審查不受所在院校、研究人員、及委員會成員個人利益或者經濟利益的影響[5]。研究人員在開題前，必須向所在院校的倫理審查委員會提交倫理批準申請。當然通過了倫理審查并不代表研究中會遇到的倫理問題考慮殆盡，事實上在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還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倫理困境和倫理選擇問題。
目前我國的倫理審查制度僅限于自然科學領域，尤其是與醫(yī)學相關的課題研究。人們通常認為社會科學研究不像自然科學研究那樣容易對參試者造成身體上的侵害，因而不需要進行倫理審查。這樣的觀點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因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經常會遇到各種復雜的、與倫理相關的兩難境遇[6]。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相對完善的倫理審查制度相比，國內不僅缺乏相應的制度建設，而且有關的理論研究尚未引起學界的重視。如關于倫理審查的本土適應性研究只有學者李玲的《論質性研究倫理審查的文化適應性》一篇文章[7]。該文報告了作者所參與的加拿大學者在中國偏僻鄉(xiāng)村中進行的一項質性研究，因為當地的道德觀念與西方的倫理審查制度發(fā)生沖突，導致研究者不得不打破西方大學的倫理規(guī)定，按照中國的道德倫理原則去處理問題�；诖耍盍崽岢鲂枰梃b西方的倫理審查體系來建立適用于本土文化的倫理審查機制。不過到底如何借鑒，目前還缺乏相關的理論指導，更沒有相應的實證研究來支撐。這一案例表明，中國社會科學的國際合作與跨文化研究已經受到倫理問題的挑戰(zhàn)，中國特色社科倫理審查理論及制度的確立已提上議事日程。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在高等院校建立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制度極具重要性：第一，研究者尤其是第一次進行實證研究的博士和碩士研究生在研究過程中會遇到許多有關倫理的問題，例如獲得知情同意書，保護參試者不受傷害;保證參試者自愿參加、并隨時可以退出的權利;通過編號等技術手段保護參試者的隱私;數據的用途與發(fā)表以及證明研究的獨立和公正性等[8][9]。在開題前提交的倫理審查報告中，研究人員要詳細地列出自己保護參試者權益不受傷害的舉措，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專家對此給出評審意見，有助于在危害發(fā)生前，及時有效地提醒研究人員[1]。第二，經過倫理審查的研究更容易獲得參試者的信任。這表明研究人員受過嚴格的訓練，并且有合法學術機構的支持，參試者更愿意打開心扉，為研究提供自己的真實想法[1]，這有利于雙方建立起平等的合作研究關系。第三，未經倫理審查的研究往往會引起爭議甚至會帶來嚴重的后果。第四，目前國際合作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由于中國沒有相應的倫理審查機制，許多跨國課題僅僅在國外獲得了倫理批準，在國內進行實地研究遇到相關問題時找不到可參照的標準。 鑒于中國目前社會科學倫理審查制度尚未建立，而且沒有相關的理論支撐，筆者結合在英國的研究經歷，嘗試從文化的適應性角度來探討我國社會科學領域中設立倫理審查機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嘗試建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查機制的理論框架及模型。希望以此推動中國建立對等的倫理審查機制，為國際合作課題研究提供可參照的標準，繼而推進相關領域的科學研究。
二、倫理審查的理論基礎及建構原則
(一) 國外倫理審查的理論框架
目前，國外學者在分析倫理問題時，經常采用斯德豪斯(Seedhourse)的‘倫理金字塔網格’[10]。他主張從外部法規(guī)和行為規(guī)范(external)， 對個人群體和社會的影響(consequential)， 對合作規(guī)則和道義的遵守(deontological)，以及對個人自主權利的尊重(individual)等四個層面分析有關的倫理問題。這一理論框架雖然是在健康領域歸納出來的，但已經得到社會科學研究人員的廣泛應用。斯塔奇伯里和�？怂�(Stutchbury & Fox)對這一理論框架稍作修改(詳見圖1)，并將其引入教育學等領域[11]。
這一理論框架所涉因素眾多，但國外倫理審查的重點主要考慮以下五個方面[1][4][12][13]：第一，課題的研究目的是否有益于人類社會發(fā)展;第二，課題是否保證研究的獨立性;第三，課題是否評估了參試者可能遇到的危險，并且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保護參試者免于傷害;第四，課題是否告知參試者該項研究的真實目的和內容，并在參試者完全知情的情況下，獲得了同意書;第五，課題是否最大限度地保護參試者的利益不受侵害，保護參試者的隱私不受侵害，及自愿參與和自由退出的權利。
(二) 建構原則
綜合上述國外倫理審查的設計，再結合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具體情況，本文嘗試建構適合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查的四個原則：價值正向原則、保護弱者原則、學術獨立原則和尊重權利原則。
1.價值正向原則
不論研究出于什么樣的目的，都要以有益于人類社會發(fā)展、有益于所研究領域知識的創(chuàng)新、有益于指導實踐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為宗旨。這樣的研究和人類文明前進的方向一致，能對國家、民族和人民產生積極的影響。為適應中國國情，社會科學研究的倫理審查必須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一致。因而，倫理審查報告中要詳盡地撰寫研究的背景、原因、目的、方法、擬參試人群、創(chuàng)新點等，以便倫理委員會了解課題的性質，評定其社會效應和影響。
該原則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強調研究者有責任和義務平等公正地對待所有參試者。例如在2010年，加拿大健康研究院、自然科學和工程研究委員會以及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委員會三方聯合發(fā)布《與人有關研究中的倫理行為規(guī)范》，對原則的這一方面進行了強調[14]。規(guī)范指出研究不應損害任何人群的利益，也不應忽視他們享有研究成果帶來的好處的權利。
2.保護弱者原則
平等公正對待人群并不意味著機械式絕對公平地對待所有的人，這就要求遵循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差別原則”，恰當照顧和保護弱勢人群或易受傷害人群。若不采取差別原則將導致不平等的加強。易受傷害人群主要是指兒童、老人、婦女、犯人、精神病患者，以及那些由于能力有限而無法做自我決定的人群[14]。這些人由于能力的限制，或渠道的限制，往往無法獲得社會相應的資源，如權利、機會及權力。加拿大將少數民族或者被收容的人員也視為易受傷害人群。這些人群在研究中要給予特殊照顧，以保證研究的公正和平等。
如果參試者是易受傷害的人群，可能無法完全理解研究項目的內容，也就難以理智地簽署同意書[9]。因此，有這樣的人群參與研究時，知情同意書(詳見2.2.4)的簽署人不僅要包括參試者，還應包括所在組織及團體的負責人以及未成年人的監(jiān)護人。到學校去做采訪，要獲得學校相關負責人的允許;到教室去做觀察，也要征得教師的同意;對兒童進行采訪時要征得當事人及其監(jiān)護人和父母的同意。
3.學術獨立原則
學術獨立原則要求研究者在項目進行中尊重學術的客觀規(guī)律和研究的真實結果，不受政府及有關團體的行政干預，不受資助方顯性或隱性的影響，以保證學術研究的公信力。不能因為接受資助而影響研究過程和結果。英國經濟與社會研究協(xié)會(ESRC)特別強調研究的獨立性，因而規(guī)定在倫理審查報告中必須詳細注明任何可能影響研究獨立性的利益沖突和偏差[5]。
不符合倫理的行為包括：資助方告訴研究人員選擇什么樣的研究方法、尋求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研究結論、隱瞞不利的研究結果、隱瞞資助方情況及研究的真實目的[12] 。與之相應，研究人員不應屈從于資助方的壓力，泄露參試者的隱私、篡改數據、有選擇性報導研究結果、提出與研究結果相悖的建議、不遵守協(xié)議隨意使用研究結論。因此研究人員必須有權自己決定研究方法及進程，同時也必須具備誠實正直的品質。
這一原則強調研究者對自己所從事的學術事業(yè)的忠誠，對科學方法及結果的尊重和對人類進步事業(yè)的責任。不應因一時之利，做出違背學術道德、損害參試者利益的行為。這樣的行為不僅自毀聲譽，也有悖于科學的精神。
4.尊重權利原則
尊重權利原則首先是恪守不傷害原則。整個研究都應保證不傷害參試人員，無論是生理的還是心理的，甚至包括個人以后的發(fā)展。決不允許在明知會對參試者造成傷害的情況下，繼續(xù)進行研究。國外倫理審查中按研究可能造成的傷害進行風險分級，采取的審查程序也不同。尊重參試者的權利，還包括堅守不欺騙原則，因為研究者與參試者建立互信友好的關系對一項研究的成敗至關重要。這種關系的基礎是：誠實、溝通、友好、開誠布公和信任[15]。如果研究確實需要在觀察中隱瞞身份，要在倫理審查報告中詳細闡述其原因及必要性，以便審查委員會全面深入地審查[5]。這樣的研究因為存在極大的違背倫理的隱患，因此審查的過程很長，需要全方位慎重考慮。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是科學研究倫理道德的基石，是倫理審查的重要方面，是尊重參試者權利的最好體現，也是顯示參試者與研究者地位對等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集中體現了研究者與參試者在研究中是合作者，而非單純的研究與被研究的關系。在這里，誰知情，知什么“情”，以及如何知情是關鍵。研究人員在研究開始之前，應向參試者提供“信息表”(Information Sheet)(見表1)。參試者有權根據自己的情況，權衡研究的利弊，做出參與或者拒絕的決定。這樣的決定取決于四個主要因素：能力 (competence)， 自愿 (voluntarism)， 全部信息(full information) 和完全理解 (comprehension)[12]。只有給予了具有完全理解能力的參試者全部的信息，在其平衡利弊后做出的決定才能稱為“知情同意”。參試者還享有自愿參與和自由退出的權利。即使參試者一開始同意參加試驗，也有權利在任何階段退出，而且其工作和學習不會因此受到影響。知情同意不是只在試驗開始前，隨著試驗的開展，如研究者需要進一步訪談或者錄像，同樣也需要征得參試者的知情同意。采訪中參試者可以拒絕回答一些問題，或要求停止錄音。
尊重參試者權利必須遵守保護隱私原則。收集來的數據將匿名編號處理，不能暴露其個人身份及研究場地的有關信息;所有問卷、錄音和電子及紙質數據應安全儲存;處理數據的電腦和筆記本設密碼保護，只有課題的研究人員才能看到;收集來的信息僅用來撰寫與課題相關的研究報告、會議論文、學術期刊文章和專著，嚴禁挪為他用。
上述四大原則相互關聯、相互支撐，可最大限度保護研究課題在倫理準則范圍內進行。實行這樣的原則，不僅是對參試者的保護，對研究人員及其所在院�；蜓芯繖C構的聲譽也是一種保護，從根本上說，是對社會科學研究在我國健康深入發(fā)展的一種保護，是對后繼研究工作順利推進的一種保護。原則的制定固然重要，但最關鍵的是研究者如何將這些倫理原則內化為自覺的意識，在研究中自覺運用這些原則，并在遇到倫理困境時，深入反思、靈活運用并做出正確判斷。提出上述倫理審查原則雖然填補了我國社會科學研究管理中的一項空缺，但由于缺乏大量實踐操作經驗的支撐，這樣的原則設計只能是初步的，它們還必須與我國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社會規(guī)范、及社會制度等方面進行磨合，并需要在未來的倫理審查實踐中逐步完善和不斷改進。此外，還必須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設計出具體的制度和規(guī)范。
三、文化的適應性
一切由國外開創(chuàng)而引入國內的事物，均會遭遇文化適應性問題。凡外來事物引入后成功立足乃至發(fā)揚光大者，必先對外來事物分析取舍，再與本土事物有機結合。宋代儒學所以能在理論的完善、思維的嚴密方面超越原始儒家，一個重要原因是朱熹等人消化吸收了外來佛教的思想精華，并將其與儒家思想熔于一爐。事實上，朱熹的“敬知雙修”思想，既有佛學“定慧雙修”的深刻影響，“敬知雙修至少從方法論上說又是佛教定慧雙修……的理學翻版”[16]，又有其前輩儒家二程思想作基底，“程頤主張用‘敬’取代‘靜’……朱熹拈出了程頤‘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建立起了儒家體認實理的修養(yǎng)——認識方法”[16]。而引入西方新事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的嘗試，也不乏膚淺模仿的案例。融通中西的學術大師錢鐘書就對近代詩界革命的旗手黃公度(黃遵憲——引者)的新詩不以為然：“差能說西洋制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為點綴，而于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17]。
愈是有深厚文化傳統(tǒng)的國家，對外來事物的接納愈是謹慎，愈需要辨析取舍與融合和鳴的工夫。國學大師錢穆談及中華民族文化革新時指出，“民族文化之傳統(tǒng)，皆由其民族自身傳遞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結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18]。針對馮友蘭融通中西哲學觀念撰寫《中國哲學史》之舉，學術大師陳寅恪在審查此書時，對如何成功引入西方文化做出了精辟的理論概括：“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19]。當然，也不必過于擔心外來文化在中國本土的命運，凡是代表人類前進方向的外來先進文化，不管經歷多少風雨曲折，終將以恰當的形式在中國本土生根發(fā)芽和開花結果。深層一致的人類本性、生存方式和地球環(huán)境及其以此為基礎的心理、思想、學術，畢竟其普適性要大于其特殊性，正如錢鐘書先生所言，“取資異國，豈徒色樂器用……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17]。
四、結語
倫理審查，作為一種最早由西方發(fā)達國家創(chuàng)立的文化制度，已對西方科學文化的運行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目前，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和管理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也有一部分源于倫理審查制度的缺失。引進先進的倫理審查制度，已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及管理健康發(fā)展的當務之急。當然，倫理審查制度的引進、設計和運行也必然會面臨文化適應性問題。上述倫理審查建構原則的設計，也已充分考慮中國本土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環(huán)境，而審查規(guī)范、程序、評估等一系列更為具體的制度建構尚有待有關機構及同行們的創(chuàng)造性智慧。但是從以往引進研究生培養(yǎng)、科學基金、大學評估、SCI 與EI論文評價等文化制度或規(guī)范的經驗來看，中國本土的學習模仿能力不可謂不強，各項引進的效果也不可謂不明顯。然而，從總體上說，各項引進的文化制度或規(guī)范，與陳寅恪“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的標準相比尚有不小的差距。各項引進中成功而效應顯著者，無不在定量化、形式化的表層，如因引入SCI、EI論文評價，中國現已成為世界第二論文大國，然而論文的引用率及原創(chuàng)性，仍不得不讓位于西方發(fā)達國家。因此實質性、內涵性的文化制度的引進及創(chuàng)新仍是今后中國長期努力的目標。但愿剛剛起步的社會科學倫理審查制度能夠在中外融合的基礎上，做到高起點，重內涵，能創(chuàng)新，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及管理的提升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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