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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性婚戀觀與文化意義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當不能在左右自己婚姻的時候，他們只能選擇用生命捍衛(wèi)彼此的誓言，成就那夢幻般的鴛鴦雙飛。
古代女性婚戀觀與文化意義
論文關鍵詞：孔雀東南飛嬌紅記婚戀觀意義
論文摘要：劉蘭芝、王嬌娘均是傳統(tǒng)禮教下執(zhí)著追求愛情的女性形象。
她們在家庭出身、婚戀對象和感情受阻上均有其相似性，但她們的婚戀情形、情感萌生及其她們自身與家人性格上的矛盾有諸多的差異。
她們的婚戀觀也由漢末建安時的結發(fā)同枕席，夫唱婦隨直到白頭偕老，發(fā)展到明末時追求同心子的知己之愛，這種衍變一方面反映著封建倫理制度對女性的限制程度的變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身對理想的生活、美滿的婚姻的向往、追求，彰顯著進步的理性的文化意義。
《孔雀東南飛》是東漢末年的一首樂府詩，最早收錄于南朝人徐陵所編的《玉臺新詠》，原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后來人們習慣以長詩的第一句稱之。
《嬌紅記》是明末孟稱舜根據(jù)元代宋梅洞同名小說改編的傳奇劇。
它們分別產生于封建社會的上升期和沒落期，是兩部體裁不同、題材相當，都是通過一個凄婉的愛情故事和封建家長制下父母為子女操辦婚姻的著作。
分別塑造了劉蘭芝、王嬌娘這兩個在文學史上光彩照人的悖逆封建家長認為的以勢力和金錢為幸福標準的悲劇藝術形象，同時也反映出青年男女向往的婚戀的變化和對中國傳統(tǒng)婚姻的形式的傳承和發(fā)展。
一、劉蘭芝與王嬌娘的相似性
劉蘭芝與王嬌娘悖逆?zhèn)鹘y(tǒng)禮教、執(zhí)著追求愛情，但是在封建傳統(tǒng)禮孝觀念的束縛下，她們既想自主地追求美好的愛情，但又沒有足夠的勇氣去反對封建禮教下形成的封建家長對于子女的婚事絕對的權利，最終選擇以死來作為博取與戀人承諾的長相廝守。
從她們家庭出身來看，兩人都出自門第之家，曾受到良好的教育，知書識禮，才貌雙全。
劉蘭芝美麗善良、溫柔寬厚、多才多藝，面對婆婆的虐待而敢于主動請辭，請辭而又不失禮。
王嬌娘才貌端妍，聰慧過人，淑靜溫順，她有著心細如絲的分析能力和獨立識見，以及基于理性思考基礎上的人性覺醒和為追求真愛而不惜一死的精神。
作為悲劇的女主角，她們婚戀的對象也很相似。
焦仲卿外柔內剛，當他得知蘭芝將被遣返之后馬上向母親訴求，這個孝字當先的的社會里焦仲卿做出對母親力所能及的抗議，面對憤怒的母親，他安慰妻子，冷靜的卻蘭芝暫回娘家，從長計議，可謂既對母親有情，更對妻子有義。
申純對愛情始終堅貞不渝，每一次挫折都使他痛苦不堪，而每一線希望也會使他欣喜若狂，嬌娘死后,他雖身遷高就，榮華富貴，似玉佳人近在眼前，卻棄之不顧，殉情而死。
此外，她們的感情受到的阻力也很相似，都是她們父母對于有權有勢的求婚者的金錢的向往和對他們擁有的權勢的畏懼。
劉蘭芝被遣歸回娘家，先后就有縣令和太守家遣媒來提親，由于封建條件下形成的家長認為的錢財就是衡量婚姻幸福的首要標準，蘭芝的長兄出于這樣的傳統(tǒng)觀念，認為劉蘭芝的追逐與仲卿的感情只是一種任性的行為，“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
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
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
”[1]最終答應與太守家的婚姻，迫使恪守愛情誓言的蘭芝走上了“舉身赴清池”的道路。
王嬌娘與申純屢經誤會和間阻，真心相愛，王家卻迫于權勢而不顧女兒的愿望，將她許配給有權有勢、財大氣粗的帥公子，即使是申純身遷高就，家長依然不遂子女的意愿，棒打鴛鴦，愛情如籠中之鳥無法飛騰，不得不服從于馴養(yǎng)者的意志。
逼迫越甚，反抗越強，既然愛情在現(xiàn)實人生中不能實現(xiàn)，他們只能將希望寄予未知世界的死亡，在他們此時的意識里死亡不是愛情和生命的結束，而恰恰是開始。
作為封建社會前后期婚戀悲劇的兩個經典形象，劉蘭芝可謂是可敬可嘆，王嬌娘見識過人，兩者相互輝映，都是美和善的化身，她們身上的遭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粉碎了給人們看，從而奠定了他們的悲劇婚姻在中國文學史上可歌可泣的地位。
二、劉、焦與王、申的婚戀差異性
(一)婚戀情形與感情萌生不同
劉蘭芝與焦仲卿已是多年的的夫妻關系，是按照嚴格的封建禮數(shù)，經三媒六聘、三書六禮這些中國傳統(tǒng)的男女婚嫁的禮法把蘭芝娶進了家門的，在婚前沒有彼此的了解和感情，但他們的婚姻是幸運的，他們婚后情深意厚，琴瑟相諧。
為了能和焦仲卿的夫唱婦隨的白頭到老，劉蘭芝竭誠盡力，希望感化鐵石心腸的婆婆，換得與丈夫焦仲卿長相廝守。
即便是被遣已成事實，劉蘭芝還是珍視與焦仲卿的這份感情，把自己陪嫁中的珍愛之物留給焦仲卿做紀念。
臨別時面對焦仲卿的一片摯愛之情，她雖然明白世事難料，前途茫茫，他們依然紉如蒲葦、堅如磐石，盼望著破鏡重圓的那一天。
這么一對對生活充滿了憧憬，對愛情有著深深的期待的希望能忠貞不渝，長相廝守的恩愛夫妻，遭到封建家長的不合情理的棒打鴛鴦，理由僅僅是焦母所謂的“此婦無禮節(jié)，舉動自專由”。
王嬌娘與申厚卿的愛情，歷經了會嬌—和詩、分燼、擁爐—斷袖、要盟、贈佩—生別、泣舟這么一斷逐步了解的過程，他們的情感從聽聞、到相見、相識、相知、再到相思，他倆之間互為依戀、依賴，彼此情感成為不可或缺的部分。
每一次的誤解，每一次的化解，都使得她們的感情拉得更近，她們的感情經過反復試探和逐步了解得以建立的，有著不可動搖的凝結力。
他們的戀愛,不是為了富貴榮華,也不是為了功名利祿，以身相許在申純登第得官之前，為了這份真情，寧可舍棄功名利祿,只求兩情諧合，這是出于真正的了解、真心的相愛。
(二)劉、焦與王、申的婚戀產生的時代背景差異寫作論文
文學藝術是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以不同的體裁形式表現(xiàn)內心情感和再現(xiàn)一定時期或者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
《孔雀東南飛》與《嬌紅記》的文本敘述時間分別發(fā)生在漢末建安中和北宋末宣和年間，作品分別問世于晉代[2]和明末，是封建社會的上升期和衰落期。
劉蘭芝被婆婆認定為“舉動自專由”的無禮節(jié)，不堪婆婆的驅使而主動請求遣歸，跟焦仲卿依依離別時囑咐仲卿早些時候來接，以免性情暴如雷的兄長“逆以煎我懷”重新?lián)褚婚T親事。
而回到娘家時日不久，就有門第興旺的人家遣媒來說親。
從這些行為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出，漢末時由于儒家傳統(tǒng)的孝道婦道等思想處在剛起步上升的階段，對婚姻并沒有太多的節(jié)制，那時人們對待婚姻還是有相對開放的胸襟。
而隨著封建社會的發(fā)展，封建統(tǒng)治階級為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大了對人民的人身控制，他們進一步的強調和發(fā)展傳統(tǒng)思想，尤其是發(fā)展到后來的陳朱理學，使得封建禮教一步步的走向反動以致成為一股負面的力量，這成為封建社會對人們思想統(tǒng)治的總趨勢。
王嬌娘生活在封建社會開始走下坡路的北宋末年，一方面她自主地追求和申純美好的愛情，但當他們的愛受到外力的阻礙后，她沒有足夠的勇氣去反對封建禮教下形成的封建家長對于子女的婚事絕對的權利，只能在飛紅的幫助下，前來相會自己認定的同心子，但迫于父親的外在壓力，她也只能哭泣舟中。
(三)劉、王二人在與各自家人性格矛盾上的差異
在《孔雀東南飛》中塑造的焦母是一位個性剛強的女性，作為一個封建寡婦，夫死從子的傳統(tǒng)禮教禁錮著她，致使她獨自把焦仲卿撫養(yǎng)成人，還培養(yǎng)成了一名小吏，也算是出人頭地。
她多年來所受的艱辛非常人所能了解，因此造成了焦母對子女持很嚴厲的態(tài)度,對焦仲卿更是擁有絕對的權利，長時間的這樣又養(yǎng)成了她總是想支配別人的性格，因而她對劉蘭芝也是以一個要強的女性形象出現(xiàn)。
可劉蘭芝也是一個性格果敢的女子，她織素裁衣，手腳麻利，能干肯干。
這樣，婆媳兩個要強的人長期的相處，雙方總不可避免會發(fā)生些沖突。
此外，焦仲卿作為婆媳矛盾的調和者，他性格中充斥著叛逆的因素，在得知蘭芝遭遣歸后，他毅然找到母親規(guī)勸訴說，以致惹得母親捶床大怒，這在儒家強調禮孝仁義的社會里，焦仲卿已是力所能及，既然勸說母親不成功，她轉為勸劉蘭芝暫回家中，所以才有后面的“性情暴如雷”的劉兄逼嫁。
而在《嬌紅記》中，嬌娘的父親王文瑞是一個嫌貧愛富的諳熟人情世故的怕勢的官僚主義者，針對沒有功名利就的申純的請媒求親，他借故朝廷的“內兄弟不可通婚”為由斷然拒絕，可當申純取第高就后，他基于申純“前程未可限量”而主動圓成這對內兄弟之間的通婚。
而面對帥公子挑唆，迫于帥府威勢，他不愿開罪也沒有足夠的勇氣開罪于帥府，于是他既不考慮已承諾于申家的婚約，也不關心嬌娘是否愿意與帥子相處，便以父之名結了帥府這門親家。
可王嬌娘卻是溫順善良、優(yōu)雅高潔，而又堅貞剛烈的性格，她從小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長在深閨使他沒有接觸其他男子而產生愛情的欲望，而當她認識了申純后，女性積攢已久的固有的情感需求便權利的傾注于她所鐘情的男子——申純，并在心里認定了申純即是自己托付一生的伴侶。
但迫于倫理道德的束縛，使得她處理與申純的戀情時瞻前顧后，不斷地試探，外化的表現(xiàn)與內心的情感真實常常截然相反，以致她的心思有時連申純也琢磨不透。
正是這種瞻前顧后的矛盾心理，使申、嬌二人的愛一路遣通而行，進展緩慢。
三、劉蘭芝與王嬌娘的婚戀觀
劉蘭芝和王嬌娘都具有追求自主婚戀的共性，但她們婚戀觀卻存在差別。
《孔雀東南飛》塑造了對愛情婚姻的執(zhí)著追求的劉蘭芝形象，她和焦仲卿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為伉儷，婚后他們彼此萌生了感情或是親情，情深意篤，琴瑟相諧。
為了與焦仲卿結發(fā)同枕席，夫唱婦隨直到白頭偕老，盡管焦母多方的為難，她還是竭盡全力的通過辛勤的勞作來使婆婆改變對自己的映象。
然而，盡管她“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
三日斷五匹”，可依然“大人故嫌遲”，可見“君家婦難為”是多么的艱辛。
盡管呆在夫家的日子是如此的艱難，因為愛情，寧可吃這份苦、受這份累，與夫君臨別時依然是難舍難分。
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破鏡重圓。
與劉蘭芝的這種“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的夫唱婦隨直到白頭偕老的婚戀追求相比，王嬌娘有著鮮明而獨立的婚姻愛情觀。
她自覺思考了古往今來女子的不同命運:
“古來才子佳人共諧姻眷,人生大幸,無過于斯。
若乃紅顏失配,抱恨難言。
所以聰俊女子,寧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無學李易安之終托匪材。
至或兩情既洽,雖……身葬荒丘,情鐘來世,亦所不恨。
”[3]
通過冷靜地思考,她的擇偶標準更加純粹。
她鄙棄那些豪家富室和輕薄才子,愿“但得個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便做個連枝共冢,共冢我也心歡悅。
”追尋彼此間的情趣相投，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礎上的愛情，為彼此間的知己之愛不惜一死。
劉蘭芝與王嬌娘的婚戀觀由漢末建安時的結發(fā)同枕席，夫唱婦隨直到白頭偕老，發(fā)展到明末時追求同心子的知己之愛，封建社會的這種婚姻衍變一方面反映著封建倫理制度對女性的限制程度的變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身對理想的生活、美滿的婚姻的向往、追求，彰顯著進步的理性的文化意義。
四、《孔雀東南飛》與《嬌紅記》反映的封建婚姻的文化意義
《孔雀東南飛》與《嬌紅記》都是通過封建家長制下父母為子女操辦婚姻，在傳統(tǒng)的封建禮教的利害關系的影響下，形成了他們以金錢和權勢作為衡量子女幸福的標準。
由于需要成就的婚姻與子女所向往的婚姻存在著質上的差別，不能為他們所接受，因此造就了這兩段名垂千古的為捍衛(wèi)愛情不惜犧牲性命的佳話。
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隨著時間的推移，古代的青年男女雙方追求婚姻幸福的標準也出現(xiàn)了明顯的變化。
同時，也能通過這兩家婚姻折射出古代婚姻的基本形式的傳承。
劉蘭芝和焦仲卿他們是典型的封建婚姻形式——先婚后戀，他們希望在婚后過上夫唱婦隨直到白頭到老的夫妻生活，在封建社會的這種婚姻體制下，他們能夠在婚后和諧相處，對于他兩來說婚姻可謂是眷顧這對新人的。
而出于與家人的矛盾關系的處理和各人間性格的差異，導致外力對他們的逼迫，當婚姻不可挽回時，忠于愛情的婚姻雙方雙雙殞身。
而嬌娘和申純因長時間地耳鬢廝磨終致愛情自然形成,又經歷種種誤會和間阻,終因彼此知己而日益加深。
他們之間是一種生命的相互悅慕，共同的思想志趣,是兩人建立愛情關系的基點。
他們超脫了功名的羈絆,嬌娘死后,即使及第登科,他也因嬌娘對自己的這份知己之愛的無法在有生之年實現(xiàn)而以死相隨。
嬌娘與申純的同心子的知己之愛的婚戀觀，相對于蘭芝與仲卿的結發(fā)同枕席，夫唱婦隨直到白頭偕老，無疑在情感的基礎上更加的顯得堅不可摧，也更多的強調了婚姻雙方的互愛，也向著更理性的近代婚姻發(fā)展趨勢。
《孔雀東南飛》與《嬌紅記》這兩部時隔千年的寫愛情題材的作品，從中也折射出不少中國傳統(tǒng)社會婚姻倫理文化風貌的。
兩部著作都或多或少的講到了中國古代尤其是封建時期的婚姻形式，時至今日，這些古老的婚姻禮數(shù)任然可以時常見到。
從這個角度看，他們傳承中國古老禮孝文化的載體。
《孔雀東南飛》與《嬌紅記》各有關于婚娶中的“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和親迎)，“遣歸”，“再蘸”[4]的禮數(shù)，蘭芝與嬌娘的婚姻過程反映了古代子女的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時，在婚姻的過程中強調緣分天定占有很大的成分。
結語
朱光潛先生說過：“就大體而言，全部中國文學后面都有中國人看重實用和道德的這兩個偏向的骨子。
”[5]封建家長們正是從實用角度出發(fā)，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過上幸福生活，他們把權利、金錢等物質條件的充裕作為衡量幸福的終極標準，忽視甚至剝奪了談婚論嫁的婚姻雙方相互的意愿，用時代賦予他們的家長地位來為子女的婚姻做主。
從這兩家婚姻中，不難看出，婚姻絕不是婚姻雙方兩個人的事，涉及到的是兩個家族的利益。
由此，婚姻雙方相互愛戀的個體利益在強調封建禮孝文化背景下與家族的集體利益有時會相悖，顯然他們的相互愛戀缺乏成長的熱土。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當不能在左右自己婚姻的時候，他們只能選擇用生命捍衛(wèi)彼此的誓言，成就那夢幻般的鴛鴦雙飛。
參考文獻
[1]羅宗強、陳洪.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付安、許廣州.詮釋與衡定——《孔雀東南飛》百年研究綜述[J].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2月第24卷第1期徐復.從語言上推測《孔雀東南飛》一詩的寫定年代[J].學術月刊,1958，(2)：78-84.
[3]孟稱舜.嬌紅記[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另：陳洪綬評《嬌紅記》
[4]劉慶芳.《孔雀東南飛》風俗事項考釋[J].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5期
[5]張庚、郭漢城.中國戲曲通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年版古代女性婚戀觀與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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