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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懷疑精神

時間:2022-10-08 17:16:42 哲學畢業(yè)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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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懷疑精神

  哲學的懷疑精神,下面帶來的哲學的懷疑精神相關論文范文,歡迎閱讀。

  哲學的懷疑精神【1】

  摘 要:有哲學就有懷疑,懷疑的歷史和哲學歷史一樣悠久。

  懷疑作為哲學的一種獨特思考方式其形態(tài)是多樣的,但歸納起來可概括為古典的本體論式懷疑論和近代方法論的懷疑論兩種,其他懷疑論形態(tài)或是其中的變種或留有其中的懷疑基因。

  懷疑精神根本上講是時代的產物。

  懷疑是哲學的清醒劑。

  哲學因疑難困惑而懷疑,真正解決疑難困惑的秘密武器不是理論自身,而是實踐辯證法。

  關鍵詞:哲學;懷疑;實踐辯證法

  一、哲學懷疑的根據何在

  亞里士多德說,哲學起源于驚訝。

  其實“驚訝”之中就包含著懷疑的哲學情緒。

  懷疑是哲學的“清醒劑”。

  哲學誕生于懷疑之中,哲學誕生早期,古希臘哲學家們?yōu)榱颂剿鲗で笥钪嫒f物的“始基”,獲得關于自然的知識,他們大多深信一組未經澄明的哲學前提性觀念:宇宙萬物是一個有規(guī)律、有秩序合乎理性的有機整體。

  當代哲學家理查·羅蒂曾指出:“自希臘時代以來,西方思想家們一直在尋求一套統(tǒng)一的觀念”,“這套觀念可被用于證明或批評個人行為和生活以及社會習俗和制度,還可為人們提供一個進行個人道德思想和社會政治思考的框架。

  ‘哲學’(‘愛智’)就是希臘人賦予這樣一套映現(xiàn)現(xiàn)實結構的觀念的名稱”[1]。

  正是由于這一套統(tǒng)一的“始基”觀念后來不斷遭到哲學家們的種種質疑,因而才有了從古典哲學走向近代哲學、現(xiàn)代哲學乃至后現(xiàn)代哲學演繹的歷史。

  應該這樣說,古希臘哲學家們是從某些“未經澄明的哲學前提性觀念”出發(fā)開始自己的哲學沉思,假如古希臘哲學家們最初就因為懷疑這些“未經澄明的哲學前提性觀念”而放棄哲學沉思,那么,西方哲學可能會呈現(xiàn)出另樣的哲學圖景。

  當然,由于哲學本身所固有的批判本性,這些“未經澄明的哲學前提性觀念”必然會不斷地遭受到種種質疑,受到來自不同維度的強有力的挑戰(zhàn)和批判。

  讓“未經澄明的哲學前提性觀念”變得“清晰自明”,這是哲學家們始終不渝的理想追求和神圣使命所在,但從最終結果看,哲學家們雖然給自己提出了理想和神圣使命,讓“哲學地基”堅固起來,讓“未經澄明的哲學前提性觀念”變得“清晰自明”,但這樣的神圣使命哲學家是完不成的,這是哲學的宿命。

  從西方哲學的發(fā)展歷史進程看,象西緒福斯的勞作一樣,哲學家始終在懷疑的路途上行進著,不過他們推動的不是“巖石”,而是“疑問”。

  康德就此總結性地指出,人類理性非常愛好建設,不止一次地把一座塔建成了以后又拆掉,以便察看一下“地基”情況如何[2]。

  翻開哲學史,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哲學景象:每一個哲學家都自信地認為自己澄明了“清晰自明”的哲學觀念,找到了堅固可靠的“哲學地基”,結束了哲學“亂象”,發(fā)現(xiàn)了某種“全新的東西”和“哲學的真理”。

  而其他哲學家則懷疑、反駁和批判這種哲學的“自信”。

  這樣哲學家們總是彼此懷疑,相互批判,整部哲學史就像戰(zhàn)場一樣充滿著濃濃的火藥味,“堆滿著死人的骨骼”。

  因此,哲學總是在不斷地忙于“推倒重建”、“另起爐灶”、“從頭開始”,做“清理地基”的工作,這其中充分彰顯出了哲學的懷疑精神。

  每當人類歷史遭遇時代危機時、哲學思維發(fā)生重大轉向之際,往往是哲學懷疑最為活躍的時期。

  哲學的懷疑精神根本上講是時代的產物。

  黑格爾說:“妄想一種哲學可以超出它那個時代,這與妄想個人可以跳出他的時代,跳出羅陀斯島,是同樣愚蠢的”[3]。

  一般而言,哲學懷疑精神是在這樣的時代出現(xiàn):“即一個民族的精神已經從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掙扎出來了,并同樣當它超出了欲望私利的觀點,離開了追求個人目的的時候。

  精神超出了它的自然形態(tài),超出它的倫理風俗,它的生命飽滿的力量,而過渡到反思和理解。

  其結果就是它攻擊并動搖了現(xiàn)實的生活方式、倫理風俗和傳統(tǒng)信仰。

  因而出現(xiàn)了一段破壞的時期。

  再進一步于是思想又集中于內。

  我們可以說,當一個民族脫離了它的具體生活,當階級地位發(fā)生了分化和區(qū)別,而整個民族快要接近于沒落,內心的要求與外在的現(xiàn)實發(fā)生了裂痕,而舊有的宗教形式已不復令人滿足,精神對它的現(xiàn)實生活表示漠不關心,或表示厭煩不滿,共同的倫理生活因而解體時”[4],懷疑思想就會開始出現(xiàn)。

  因此,懷疑既是哲學的清醒劑,也是時代的清醒劑。

  二、哲學以何種方式懷疑

  懷疑是哲學的固有本性,有哲學就有懷疑,哲學史總是伴隨著懷疑論者的身影,懷疑的歷史和哲學歷史一樣悠久。

  應該說,懷疑作為哲學的一種獨特思考方式其形態(tài)是多樣的,但歸納起來可概括為古典的本體論式懷疑論和近代方法論的懷疑論兩種,其他懷疑論形態(tài)或是其中的變種或留有其中的懷疑基因。

  尋求一個可靠的“自明性”的理論支點或理論前提一直是很多哲學家的理想追求,但是這個“自明性”的理論支點或理論前提是否存在,若存在我們能否認識它,也一直引起懷疑論哲學家們的懷疑。

  因為在他們看來,“任何證據都可被一同等有力的證據所反駁”。

  如早期的“實踐的懷疑主義”,晚期對獨斷論進行系統(tǒng)性批判的愛那西德穆的“十大論式”、阿格里波的“五大論式”等等。

  “十大論式”主要挑戰(zhàn)感覺經驗,對事物采取不作判斷“存疑”的態(tài)度;“五大論式”則直接針對形而上學本體論,“五大論式”中的“無窮后退”、“假設武斷”、“循環(huán)論證”成為形而上學本體論的困境[5]。

  文藝復興時期的蒙田把“認識你自己”和“我知道什么”作為認識原則,認為人是變化無常的創(chuàng)造物,“關于人找到確定不變的判斷是困難的”,一切事物都在變化,對同一事物不可能作出同樣的判斷。

  一切知識都是從感覺開始的,但感覺是虛假的會欺騙人,因此,我們必須持懷疑的態(tài)度對待自己的認識,挑戰(zhàn)權威,認為任何獨斷和固執(zhí)己見都是愚蠢的、確實的標志。

  蒙田以“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積極態(tài)度去探索“不知道”的事物,彰顯出不斷進取的精神。

  近代哲學主要解決的是求知的問題。

  求知必須先要有正確的方法。

  無論是以笛卡爾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哲學,還是以培根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哲學都極其重視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運用,并深信運用分析和綜合的理性方法可以認識事物的本質,發(fā)現(xiàn)新知識。

  他們都反對亞里士多德和經院哲學的邏輯,都對亞里士多德的方法表示懷疑,認為其方法是錯誤的,不能給人類帶來新知識。

  培根認為,為了實現(xiàn)科學的偉大復興,必須批判傳統(tǒng),消除偏見(四種假相:種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場假相、劇場假相),他以《新工具》的歸納法取代亞里士多德《工具論》的演繹法,用新的方法探索新知識。

  但培根開創(chuàng)的經驗主義認識路線在休謨那里卻遭到嚴重質疑,“休謨問題”由此驚醒了獨斷論“迷夢”中的康德。

  笛卡爾指出:“要想追求真理,我們必須在一生中盡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來懷疑一次。”“懷疑一切”成為笛卡爾全部哲學的第一信條。

  之所以要“懷疑一切”,是因為感覺和理智都可能會欺騙我們。

  但“懷疑一切”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過“懷疑一切”,清除一切可以懷疑的東西,以便空出地方,“然后或者安放上另外一些更好的意見,或者當我把原來的意見放在理性的尺度上較正之后,再把它放回去”。

  懷疑的目的是排除可疑的東西,找到毋庸置疑的“清楚明白”的觀念,這就是能“思維”、能“懷疑”的“我”,這個“我”成為笛卡爾哲學體系理論上的支點即“阿基米德點”。

  笛卡爾從“懷疑一切”出發(fā),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哲學命題。

  黑格爾評價說:“從笛卡爾起,我們踏進了一種獨立的哲學。

  這種哲學明白:它自己是獨立地從理性而來的,自我意識是真理的主要環(huán)節(jié)”[6]。

  胡塞爾也承認:“笛卡爾事實上開啟了一門全新的哲學。

  這門哲學改變了哲學的總體風格,它完成了從樸素的客體轉向一門先驗的主觀主義的徹底改變”[7]。

  盡管如此,笛卡爾的“我”、“在”、“思”等自認為絕對不可懷疑的“清楚明白”的觀念仍然遭到康德、薩特、海德格爾的質疑,認為“我”、“在”、“思”等不是“清楚明白”的觀念,仍然是未經證明模糊的觀念需要澄明。

  可見,哲學總是對懷疑的再懷疑,是對批判的再批判,是對追問的再追問。

  哲學批判的向度【2】

  摘要:哲學源于問題,問題是哲學永恒的主題,哲學因為問題而展開批判,發(fā)現(xiàn)問題首先需要懷疑。

  哲學批判應在理論批判和現(xiàn)實批判之間、形上批判與形下批判之間、“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之間構建必要的張力,既要“上得去”又要“下得來”,既要“進得去”又要“出得來”。

  關鍵詞:問題 懷疑 理論批判 現(xiàn)實批判

  一、問題:哲學批判的根源

  亞里士多德說,哲學起源于“驚異”。

  哲學對什么“驚異”?無非是對“問題”產生“驚異”,因此,哲學起源于“驚異”這句話的意思也可以理解為哲學起源于“問題”。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一書中指出:“古今來人們開始哲理探索,都應起于對自然萬物的驚異;他們先是驚異于種種迷惑的現(xiàn)象,逐漸積累一點一滴的解釋,對一些較重大的問題,例如日月與星的運行,以及宇宙之創(chuàng)生,作出說明。” [1]

  亞里士多德說:“欲作研究而不先提出疑難,正像要想旅行而不知向何處去的人一樣。” [2]狄德羅也說:“驚奇是一個偉大現(xiàn)象的第一個效果:這是要哲學來消除它的。” [3]黑格爾指出:“一般來說,哲學應當從困惑開始,困惑是與哲學俱來的。” [4]問題既是時代的聲音,也是哲學的生命線。

  沒有問題就沒有哲學,哲學的歷史就是問題的歷史,哲學是在思考問題中誕生的,問題是哲學史的主旋律。

  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哲學問題是由泰勒斯提出來的,這就是萬物從何而來又復歸于何處的所謂“本原”問題。

  “水是萬物的始基”這一問題看似樸素但卻是西方哲學第一個真正的哲學命題。

  近代哲學家因為思考人類知識的來源問題而展開了經驗論和唯理論之爭,康德通過批判,提出“先天綜合判斷何以可能”這一哲學命題創(chuàng)造性地解答了人類知識的來源問題,但同時康德又給后人留下了“未來的形而上學何以可能”的問題。

  哲學家總是在解答前人問題的同時又給后人留下新的哲學問題。

  哲學永遠在思考、追問、解答問題的“途中”或 “路上”。

  問題是哲學永恒的主題。

  哲學因為問題而展開批判。

  當代科學哲學家波普指出:“理論對科學知識增長所能做出的最永恒的貢獻就在于提出新問題。問題導致我們科學知識的發(fā)展。科學開始并終結于問題。問題不斷地增進科學的深度及其豐富性。” [5]

  馬克思指出:“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 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 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 而是問題。每個問題只要已成為現(xiàn)實的問題, 就能得到答案。問題是時代的格言, 是表現(xiàn)時代自己內心狀態(tài)的最實際的呼聲。” [6]馬克思的深刻洞察力的一個表現(xiàn),是“在前人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為只是問題所在。” [7]哲學問題往往是哲學難題,而哲學難題實質上是人類難題。

  哲學家把解答哲學難題或人類難題視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所有的哲學概念、哲學方法、哲學運思、哲學體系都是為解答哲學難題或人類難題而創(chuàng)設的。

  在康德看來不能解決哲學難題這是“哲學的恥辱”。

  哲學直面的問題,大致可歸為兩類問題即“哲學中的問題”和“問題中的哲學”。

  所謂“哲學中的問題”是指形而上的哲學問題,如本體論、認識論、生存論、價值觀等;所謂“問題中的哲學” 是指現(xiàn)實中隱藏的哲學問題,這是屬于形而下的問題。

  形而下的問題需要以哲學的方式去反思、提升和超越它。

  從根本上說,一切真正“哲學中的問題”都來自于“問題中的哲學”。

  “問題中的哲學”是因,“哲學中的問題”是果。

  只研究“哲學中的問題”而輕視“問題中的哲學”所創(chuàng)建的哲學體系只能成為沒有根基的“空中樓閣”,只有善于發(fā)現(xiàn)和提升現(xiàn)時代中重大哲學問題的哲學家才能真正提出有生命力的哲學理論。

  二、懷疑:哲學批判的內驅力

  哲學源于問題,發(fā)現(xiàn)問題首先需要懷疑。

  亞里士多德講:“凡愿解惑的人宜先好好地懷疑;由懷疑而發(fā)為思考,這引向問題解答。人們若不見有‘結’,也無從進而解脫那‘結’。” [8]黑格爾說:“ 在懷疑論的面前, 人們是懷著很大的敬意的。” [9]他指出, 懷疑是一種“ 具有極高修養(yǎng)的辯證意識。” [10] “懷疑論,一切確定東西的辯證法,是哲學史的一個必然的環(huán)節(jié)。” [11]馬克思稱贊懷疑論者是“ 哲學家中的學者。” [12]恩格斯認為,懷疑論在“哲學的發(fā)展上是起到過重要作用的。” [13]

  古希臘皮浪提出“不作任何決定,懸擱判斷。” [14] 首倡“懸擱判斷”的懷疑論,在他看來:“每一個相等的命題都有一個相等的命題和它對立, 我們相信人只要停止判斷, 就會得到這個結論。” [15]高爾吉亞在他的著作《論非存在或論自然》中提出的三個著名懷疑論命題:“第一,無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無法認識它;第三,即便可以認識它,也無法把它告訴別人。” [16]從根本上否定了自然哲學的宇宙觀和真理的存在,對后世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蘇格拉底說,未經審慎的生活是不值得一過的生活。

  當人們都熱衷于應用亞里士多德《工具論》中的演繹方法時,近代實驗科學的鼻祖培根在其《新工具》中對傳統(tǒng)的演繹邏輯提出質疑,推崇歸納邏輯和歸納方法;當主流的知識觀都強調知識是普遍的、客觀的、必然的、確定的, 絕對不可錯之時,笛卡爾提出“懷疑一切”的方法論原則和“我思故我在”的哲學命題。

  首先對主張絕對不可錯論的主流知識觀提出質疑;但在康德、海德格爾、薩特看來,笛卡爾的“我”、“思”、“在”三個理論支點也是不自明的、未經證明的,同樣必須對其進行懷疑和揚棄;休謨既是英國經驗論的繼承者,也是英國經驗論的終結者,休謨以“不可知”的懷疑方式切斷了經驗論這條通達知識的道路;正是休謨把康德從“獨斷主義的迷夢”中驚醒,康德從此才開始質疑“理性”的能力。

  并由此開創(chuàng)了一條批判哲學的道路,引起了一場“哥白尼式的哲學革命”;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西方哲學更是顯現(xiàn)出哲學的懷疑威力,以叔本華、尼采、柏格森、克爾凱郭爾等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哲學對與柏拉圖_笛卡兒—黑格爾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哲學傳統(tǒng)進行了徹底的懷疑和顛覆,導致了現(xiàn)代人本主義哲學的產生;而“拒斥形而上學”、“ 哲學的死亡”和“哲學的終結”等這股強大的懷疑思潮,用不確定性取代確定性,反對絕對性、整體性、共性,反對基礎主義,追求差異性、多元性、破碎性,促進了后現(xiàn)代哲學的誕生。

  由此可見,以其說“懷疑”是人類智慧的“怪胎”,不如說懷疑是人類正常而獨特的哲學思維方式。

  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一旦新的思維方式被建立起來,許多舊的問題就會消失。確實,這些問題會變得難以理解。因為,這些問題與我們表達我們自己的方式一同發(fā)展。如果我們自己選擇了一種新的表達方式,這些舊的問題就會與舊的外衣一同被遺棄。” [17]哲學的歷史,沒有“懷疑”是不可想象的。

  “懷疑”永遠是哲學批判的內驅力,哲學因為有了“懷疑”才變得蓬勃生機,“懷疑”為哲學產生與演變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和活力。

  懷疑是哲學創(chuàng)造的助產婆。

  懷疑在不斷挑戰(zhàn)人類心智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拔高人類智力水平的高度。

  三、理論批判和現(xiàn)實批判:哲學批判的向度

  如果說哲學因為問題而懷疑,那么同樣哲學也因為懷疑而批判。

  如羅素所說:“哲學的根本特征——是批判,它批判性地考察運用于科學和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原則;它尋找任何可能存在于這些原則中的自相矛盾之處,它只有在批判研究的結果表明沒有出現(xiàn)拒絕它們的理由時,才接受它們。” [18] “懷疑論把那個傳統(tǒng)本身具有的理性批判精神應用于自身。” [19]由于哲學問題包括“哲學中的問題”和“問題中的哲學”兩個方面,因而哲學批判便有了理論批判和現(xiàn)實批判兩個向度。

  哲學的理論批判就是通過對哲學理論的前提進行懷疑與反思,邏輯論證,澄清概念,發(fā)現(xiàn)理論困境,讓“不明的前提”變成“自明的前提”,讓被遮蔽的“邏輯基礎” “敞亮”開來,從而為徹底的哲學理論奠定堅實的邏輯基礎。

  現(xiàn)實批判就是以哲學的方式去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矛盾,捕捉、批判、化解、引領現(xiàn)實問題,為實現(xiàn)人類幸福生活設計理想藍圖。

  哲學的現(xiàn)實批判與理論批判相互依賴,辯證統(tǒng)一。

  純粹的理論批判和純粹的現(xiàn)實批判都是不可能的。

  離開現(xiàn)實批判的理論批判是空洞的,離開理論批判的現(xiàn)實批判是盲目的。

  現(xiàn)實批判是理論批判的源頭活水,理論批判永遠是現(xiàn)實批判的清醒劑和指南針。

  真正的哲學批判從來都不是概念或理論的純粹思辨,哲學批判的棱角總是伸向時代的根本性問題。

  真正的哲學產生于危機的時代,哪里有時代的危機,哪里就有哲學。

  哲學總是在危機中尋找希望,如生活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的蘇格拉底面對希臘各城邦處于分崩離析的狀態(tài),他針砭時弊,自喻為神圣的雅典牛虻;近代在經濟上落后于英國、政治上落后于法國的德國盡管沒有首先實現(xiàn)資產階級經濟革命和政治革命,但卻率先完成了哲學革命。

  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是近代德國時代危機的產物;馬克思哲學當然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直接繼承者,但是馬克思哲學的真正使命是要解答現(xiàn)實中最為迫切的問題,這就是要在批判“舊世界”中“發(fā)現(xiàn)新世界”,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實際地改變和推翻奴役人、壓迫人的現(xiàn)實狀況,使無產階級和人類獲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等現(xiàn)實問題。

  作為繼承馬克思哲學批判精神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直接將其理論定位于“社會批判理論”上;而被認為最為難懂的后現(xiàn)代哲學看似零亂雜多,但其主旨是通過反思和批判現(xiàn)代性在政治、經濟、文化、環(huán)境等領域隱藏的深刻危機, 為人獲得自由和幸福提出建設性的方案。

  總之,哲學批判應在理論批判和現(xiàn)實批判之間、形上批判與形下批判之間、“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之間構建必要的張力,既要“上得去”又要“下得來”,既要“進得去”又要“出得來”。

  注:

  〔1〕〔2〕〔8〕亞里斯多德著:《形而上學》[M].商務印書館 1959:5、37、5.

  〔3〕狄德羅:《狄德羅哲學選集》[M]. 商務印書館1983:58.

  〔4〕〔9〕〔10〕〔11〕黑格爾: 《哲學史講演錄》第2卷[M].商務印書館 1959:61-62; 第3卷106、110、167.

  〔5〕 波普:《猜測與反駁》[M].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6:23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M]. 人民出版社1995 :203.

  〔7〕〔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 卷[M].人民出版社1957年:21. 第2 卷162.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M].人民出版社 1995 :225.

  〔14〕 譚鑫田:西方哲學詞典[M].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195.

  〔15〕 北京大學哲學系: 古希臘羅馬哲學[M ] .三聯(lián)書店, 1957:339.

  〔16〕 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M].商務印書館,1981:54.

  〔17〕路德維希 .維特根斯坦:《文化和價值》譯林出版社 2011 :67.

  〔18〕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New York 1959,Chapter 14.

  〔19〕[美]梯利:西方哲學史增補修訂版[M].商務印書館,2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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